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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探索频道特约专家李虎军的博客



原《财经》记者,曾供职科学时报和南方周末,报道科学、技术、环境和健康等。欢迎批评指正和提供新闻线索:li.hujun @ gmail.com 也欢迎访问我的“科学公社” http://scipark.cn 风讯台/Chinese Science



Published: Sat, 25 Nov 2017 20:11:04 +0800

Last Build Date: Sat, 25 Nov 2017 20:11:04 +0800

 



解振华:置身气候外交最前沿

Thu, 10 Dec 2009 11:02:19 +0800

和东道国丹麦不一样,中国没有“气候变化部”。不过,解振华扮演的实际上就是气候变化部长的角色。

  作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负责气候变化事务。一直要到此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的最后两天,即12月17日-18日,各国领导人和政府首脑进行磋商时,温家宝总理才会赶来参加。

解振华:置身气候外交最前沿

  因此,在此之前,身为正部长级官员的解振华,就是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最高领导者,或者说气候变化外交战场的“前线指挥官”。

  当地时间12月7日下午16时许,解振华快步走进中国代表团设在哥本哈根峰会会场的新闻发布室。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开幕的第一天,一群中国记者早已在等候。

  “都是咱们的媒体吧?”

  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由于气候变化谈判和中国角色极受国际社会关注,解振华经常需要和中外媒体打交道。此次哥本哈根峰会期间,中国代表团专门组建了一个新闻小组,代 表团的多场记者会都将对外国记者开放。但代表团第一场记者会只对中国媒体开放,这大概也可以让解振华始终紧绷的神经稍许放松一下。

  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我稍微来晚了一点,刚才和欧盟的代表在磋商。”

  哥本哈根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解振华与欧盟代表进行的磋商,其实是一场面对面的交锋。

  哥本哈根峰会之前,中国政府首次提出碳强度减排目标——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40%-45%。东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一位博士生说,她的很多同学都认为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迈进了一大步,但也希望中国走得更远。

  “刚才欧盟主席国找我谈。欧盟提出中国应该做得更好。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算了一下,美国到2020年应该(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 20%多,17%的减排量远远不够。但美国人跟他们提,如果要让我们美国人做得更多,中国必须在现在基础上做得更多”,解振华透露。

  对于谈判对手这类要求,解振华已经可以熟练应付。他会引经据典,重申《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他还会用具体数字来说明,对方的要求是“不合理、不切实和不科学的”。

  “中国还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阶段,人均GDP三千多美金,还有一亿五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以下。美国的人均GDP四万多美金,已经完成工业化,而且温室气体排放还在增长。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已经做了最大努力”,解振华强调。

  在气候变化谈判中,解振华及其同事坚守着很多原则,不愿退让。

  例如,中国和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提出2020年之前温室气体减缓行动的目标后,有人提出这种行动应该满足“三可”的要求,即可报告、可监 测、可核实,换句话说,要接受国际社会的核查。而谢振华多次强调,发展中国家自主采取的温室气体减缓行动不接受“三可”或变相“三可”的要求;只有发展中 国家得到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资金和技术支持后采取的行动,才接受“三可”,而且发达国家提供的支持本身也需要接受“三可”。

  当年担任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一职时,解振华经常需要应对各种突发的环境污染事件。2005年底的“松花江污染事件”之后,他被免除了局长职务。很多人至今还替他抱不平,认为这一事件其实并非解振华所应负责。

  如今,气候外交的战场上也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而60岁的解振华在环境战线摸爬滚打多年,已经积累丰富的“斗争”经验,会和同事们想出各种“计策”。

  自2007年12月巴厘岛行动计划通过以来,各国谈判代表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在《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就最终可能形成的谈判文本唇枪舌战。

  但包括东道国丹麦在内,有的国家秘密起草了新的谈判文本,甚至准备在此次谈判期间突然抛出,而不管发展中国家的多项权益是否得到彰显。而关于中 国与印度、南非和巴西,即“基础四国”前些日子在北京秘密磋商一个谈判文本的消息,这两天也在部分国际环保组织人士和媒体记者之间流传。有人甚至担心,中 国牵头起草此谈判文本可能是另有所图。

  在记者提及多个谈判文本的情况后,解振华并不讳言这一话题。

  “在今天的会上,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发展中国家集团不希望、也反对在这个谈判过程中进行其他谈判。这一点中国政府是支持的。其他谈判应该说不能考虑。如果大家在进行谈判,你又拿出一个新的案文,实际上那个谈判等于没有作用。”

  他话锋一转:“‘基础四国’和(代表13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也拿出了一个案文。与其让别人提出一个东西——而且别人已经提出来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提出一个相应的东西?我们还是坚持按原来的方案来谈判,但一旦(有人)提出新的东西,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有一个备手。这也是我们‘基础四国’ 和发展中国家为哥本哈根会议要取得积极成果所做出的贡献。”

  这场记者会持续了大约半小时。由于紧接着要分别与东道国丹麦以及《公约》秘书处进行磋商,解振华匆匆离




丹麦秘密谈判文本引发风波

Thu, 10 Dec 2009 11:01:34 +0800

东道国渴望名垂青史而秘密准备的一份谈判文本被曝光,发展中国家与环保组织表示强烈不满,这一招会不会最终弄巧成拙?

  

  东道国丹麦一份秘密谈判文本的泄露,给本来就已经十分紧张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增加了新的冲突元素。

  刚到哥本哈根,笔者就从一些国际环保组织人士那里听说,东道国丹麦准备了一份秘密谈判文本,有可能在下个星期的谈判中抛出。

  据说,这份秘密文本明显偏向于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是一种伤害。而中国也牵头和印度、南非、巴西(共称“基础四国”)准备了一份秘密谈判文本。

  在中国政府代表团12月7日的记者会上,笔者还请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就此给予评论。

  他当时的回答是,中国坚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下继续进行谈判,反对抛开先前的谈判案文而另起炉灶。基础四国和发展中国家集团的确起草了谈判案文,但这主要是一种防范措施,如果别人提出在先的话。

  解振华清晰的表态,很快在谈判会场内外传播开来,环保组织对中国的疑虑也随之消除。一位环保组织人士却告诉笔者,等着瞧好戏吧,英国《卫报》第二天会刊登丹麦那份秘密谈判文本。

  第二天(12月8日)早上,笔者在《卫报》网站上没有发现关于丹麦秘密谈判文本的报道。于是,就和一些同行先是去参观丹麦的海上风电场,然后又去采访“中国商界气候变化国际论坛”。

  当天晚些时候,该报网站果然披露了丹麦秘密谈判文本。这一文本被披露后,随即引发了轩然大波,发展中国家的谈判代表和国际环保组织纷纷表示谴责。

  据《卫报》报道,丹麦牵头的秘密谈判文本在本周定稿,参与起草者包括英国和美国的一些人士。该文本定稿后,只在少数国家中悄悄传阅。

  从披露的秘密谈判文本内容来看,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环保组织的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明确规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丹麦秘密谈判文本却明显背离了这一基本原则。

  如果这份文本获得通过,除了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将被迫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任务,并接受国际核查;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将不能超过1.44吨,而发达国家人均则可以排放2.67吨。在这份文本中,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义务被弱化。

  当天下午17时,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一次记者会上,涌入了大量中外记者。我的同事张瑞丹好不容易才挤进记者会的会场。

  不过,当有记者问起丹麦秘密谈判文本泄露的事情时,代表团副团长苏伟表示,还未看到那份谈判文本。

  两个小时后,77国集团(代表130多个发展中国家,因初始成员有77个而得名)和中国的主席、苏丹代表Lumumba Stanislaus举行新闻发布会,对丹麦秘密文本表示遗憾和谴责。

  多家国际环保组织对于丹麦的行为也非常气愤。绿色和平在当天深夜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就批评说,此次谈判的主要障碍是,发达国家至今不愿在正式谈判文本中承诺大幅减排,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资金支持。丹麦需要去努力消除障碍,而不是制造不信任。

  作为东道国,丹麦渴望此次气候变化谈判希望留下一份和《京都议定书》具有同等意义的历史性文件。而作为低碳技术领先的国家之一,丹麦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拥有更多的共同利益。

  尽管丹麦那份秘密谈判文本只是一份非正式文本,或许最终也不会抛出,但不管怎样,此举仍然给哥本哈根谈判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冯仑哥本哈根布道“立体城市”

Thu, 10 Dec 2009 11:01:02 +0800

一个平均高度达400米、最多可容纳20万人的“立体城市”,能否真正实现节约土地和能源的双重目标?

   在丹麦这个童话王国,来自中国的房地产商冯仑讲述了一个近似于童话的设想:建造一个平均高度达400米的“立体城市”。

  当地时间12月8日晚,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在“中国商界气候变化国际论坛”上阐述了他的“立体城市”计划:在大约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造一个建筑面积600万至1000万平方米,可容纳15万至20万人口的高密度建筑群。

  这个建筑群的平均高度预计约为400米,最大高度为500米,而容积率高达5。人们在这里居住和工作,城市所需的功能在其间都能得到体现。

  冯仑向在场听众展示了“立体城市”其中一种设计概念:一个个巨大的绿色圆锥体建筑高耸入云,就像是一个个巨大的山体。圆锥体建筑的表面看上去很像梯田,可以开发成绿地,甚至可以养猪。当然,圆锥体内部是很难通风和采光的,也就不会用来建造房屋。

  这位在中国颇具知名度的企业家还对记者透露,项目已经在北京附近取得土地;财务上也大致做了估算,带精装修的房子售价不会超过每平米8000元,这一价格在北京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他希望明年拿到政府审批文件,并于后年开始建设“立体城市”,让梦想尽快变为现实。

  实际上,三天前(12月5日),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从布鲁塞尔开到哥本哈根的“气候列车”上,冯仑就专门介绍了他的“立体城市”设想。

  目前,北京万通立体之城投资有限公司已经成立。其招聘启事有这样一段介绍:“立体城市”采用先进的新能源技术和复杂的智能管理体系,是一个高密 度的绿色智能建筑,拥有居住、工作、教育、医疗、休闲等大部分城市功能,建筑内部高速电梯纵横交错,居民“足不出户”即可满足大部分工作生活等需要,是一 座舒适便捷的宜居社区。

  而一个名为“立体城市:未来中国”的国际建筑设计展览也正在北京举行。来自荷兰、美国等地的前卫建筑师们所展示的,正是如何在一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造可容纳一二十万人口的“立体城市”。

  冯仑称,到2020年,约3.5亿中国人将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而导致城市用地的极度紧张。因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很难按照低密度模式发展,这也正是他提出“立体城市”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他看来,“立体城市”能够同时节省土地和能源。

  但是,这一计划也注定充满着未知数。且不论“立体城市”是否宜居,超高层建筑本身究竟节能还是耗能,争议实际上就非常大。上海陆家嘴已经建成高 达492米的环球金融中心和420米的金茂大厦,632米的上海第一中心则正在建设之中。但有建筑专家认为,摩天大楼其实都不节能,像上海第一中心仅电梯 就需要上百部。

  面对记者关于“立体城市”能否达到建筑节能要求的追问,冯仑表示,目前正在组织相关的设计和技术研发。

  但他强调,与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等摩天大厦不同,“立体城市”具有规模效应,通过废物循环利用等措施,可以带来节能的效果。

  冯仑的“立体城市”计划能否实现,尚未可知。而在未来应对气候变化之战中,中国企业家们将扮演何种角色,也充满悬念。■




小岛国开火 中国亦成目标

Thu, 10 Dec 2009 11:00:17 +0800

图瓦卢等岛国呼吁达成更为严厉的减排协议,中方称理解其诉求,但强调最重要的仍然是发达国家兑现减排、资金与技术援助承诺

   小岛国的火力终于集中爆发了,除了发达国家,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也成为其瞄准对象。

  当地时间12月9日上午,图瓦卢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讨论法律约束力问题,并希望达成一个比《京都议定书》更为严厉的新协议。

  这一提议得到了库克群岛、斐济等小岛国联盟(AOSIS)其他成员,以及塞拉利昂、塞内加尔等贫困非洲国家的支持。

  这些国家要求,将全球的温度增加上限设置为1.5摄氏度,同时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350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他们的诉求甚至远远 超过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下称IPCC)科学评估报告的建议——IPCC认为,全球温度增加上限应为2摄氏度,温室气体浓度则应稳定在 400ppm。

  小岛国因为与海洋零距离,最容易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在图瓦卢,不少百姓已经背井离乡。这也是图瓦卢等小岛国希望全球“跑步前进”,加大温室气体减排力度的主要原因。

  图瓦卢的提议遇到了中国、印度、南非等国家的反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则保持沉默。实际上,要满足图瓦卢等小岛国的诉求,除了发达国家要更大幅度地减排,中国、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也要付出更多。

  于是,图瓦卢要求暂时休会,将谈判往后延迟,并得到了大会主席的同意。当天下午复会后,图瓦卢代表眼见其提议可能无果而终,遂退出会场表示抗议。

  图瓦卢代表还表示,他们来到哥本哈根,就是希望达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未来。

  中国代表团也曾多次表态,支持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谈判应当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两个轨道之下同时进行,而不应抛弃《京都议定书》。

  在中国政府代表团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图瓦卢的提议成为了中外媒体关心的焦点话题之一。

  代表团副团长于庆泰表示,中国与小岛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也都是发达国家制造的全球变暖问题的受害者,这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的坚实基础,“过去是这样,今后也仍然会继续是这样”。

  于庆泰认为,作为最脆弱的国家群体之一,小岛国对这个问题表示强烈的关切,是正当和合理的。其最根本原因在于,尽管发达国家在《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这样的法律文件中就率先减排、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等作出了一系列承诺,但行动与承诺之间差距非常之大。

  他还说,在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兑现承诺方面,包括小岛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立场高度一致。在如何促成实现这种转变方面,具体的考虑可能不尽相同。有 的国家可能认为,通过一个新的法律文件可以解决问题;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另外一些国家认为,如果没有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通过再多的法律也解决不了问题。



千人“癔症”背后

Tue, 26 May 2009 15:29:05 +0800

@科学公社ScienceComm   千人“癔症”背后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9年第11期 出版日期2009年05月25日   对吉林化纤工人“集体中毒”事件的正式叙述是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群体性癔症”。这也许描述了结局,但未必讲对了开头   《财经》记者 李虎军 杨悦          当22岁的王哲接到病危通知书时,他正处于迷糊状态。   “儿子眼珠子都不动,看上去快要死了,我眼泪汪汪地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了字。”王哲的父亲王宏志回忆起当初的情景,仍然心有余悸。   自2009年4月23日以来,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吉林化纤)先后有逾千名职工不同程度地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住院者超过160人。其中,毛条车间的王哲由于病情危急,被送到了吉林省最有名的医院——位于长春市的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化纤旗下上市公司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交易所代码:000420)5月13日晚披露后,“中毒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   相当一部分吉林化纤的职工们认为,吉林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下称康乃尔化工)苯胺工厂所排放的不明气体,是他们“集体中毒”的罪魁祸首。   康乃尔化工从2009年4月初进入生产阶段,它与吉林化纤厂区均坐落在吉林省吉林市西北郊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二者仅一路之隔。   5月14日,卫生部专家组在吉林市政府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吉林化纤职工身体不适反应“主要与心因性因素有关”,可排除化学物质毒性引起的可能性。不过,吉林化纤的职工们并不接受这一认定结果,这一结论也遭到很多研究心因性疾病专家的质疑。   在质疑者看来,从5月10日至5月14日,卫生部专家组仅花了短短四天时间,就对这起“千人中毒事件”得出了“主要由心因性因素导致”的结论,很可能没有充分排查其他病因,这不符合“心因性疾病”的判定原则。   心因性疾病亦即癔症,临床体征为功能性病变。《财经》记者在调查过程中,获得了若干份病历与检查资料。这些资料显示,有少量病人一度出现“碳氧血红蛋白”超常;更有一份患者的脑影像图显示了脑白质病变。这些器质性病变明显与癔症诊断不符,一些专业医师认为当属“中毒”症状。   5月18日,国家安监总局在官方网站上提出对近期安全生产的工作建议,明确表示,“要认真吸取吉林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泄漏事故教训”。这一表述,与吉林市政府和卫生部专家组的结论明显相左。但国家安监总局网站在次日删除了明确指称康乃尔的部分,且并未就此作出解释,这进一步加深了公众的疑虑。   实际上,围绕着吉林化纤“集体中毒”事件的不透明之处,远不止于此。在《财经》记者的整个调查过程中,当地相关医院对病人病历秘不外泄;一些单位对康乃尔化工在环评过程中暴露的种种问题、康乃尔化工在试车期间发生的工人死亡事故,以及吉林市各级环保部门对于相关气体监测的结果,均讳莫如深。加之康乃尔背后的大股东特殊身份,都令这场以“集体中毒”为开端、由“心因性”做结论而激起的轩然大波,更显扑朔迷离。   “群体性癔症”,意指在一个群体中,在受到某种刺激的情况下,一个人或几个人先出现躯体不适症状或情绪反应,然后通过社会心理因素传导给更多的人。根据官方叙述,吉林化纤工人中间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群体性癔症”。这也许描述了结局,但未必讲对了开头。在此,我们根据记者[...]



周芷:被诺贝尔奖忽视的华人女科学家

Tue, 10 Mar 2009 23:11:42 +0800

       因为三八妇女节的原因,遗传学、免疫学工作者杨海涛在其科学网博客点评了多位杰出的女科学家,并特别提到一位本应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女科学家——周芷(Louise T. Chow)。         周芷是美国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的教授。她1943年生于湖南,后迁到台湾。从台湾大学农业化学戏毕业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75年,周芷进入著名的冷泉港实验室。          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Phillip Sharp和Richard Roberts,以表彰他们在1977年分别发现了不连续基因,或者说断裂基因(RNA Splicing)。然而,不少科学家认为,比Roberts更值得获奖的其实是周芷。          1994年,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周报曾刊登对周芷博士的人物专访。根据这篇专访,周芷对于诺贝尔奖的回应是,“这已是难以挽回的事实,只有静待有心的科学史家去发现真相。          该报道同时透露,周芷没有生育。而阿拉巴马大学网站刊登的周芷简历(更新时间为2001年)显示,她持有美国绿卡,并未加入美国国籍。           周芷与Thomas Broker是一对科研伉俪。目前,两人仍然在从事研究。 @科学公社 ScienceComm   以下是杨海涛在科学网博客上关于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案的介绍:         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Phillip Sharp和Richard Roberts,以表彰他们发现了断裂基因(RNA Splicing)。然而,该发现在 1977年《细胞》杂志第11卷第4期发表时,论文领衔署名的作者是出生在中国湖南(后来从台湾旅居美国)的女科学家周芷,而获奖的Roberts根本就未署名。第二篇论文发表于同年同一杂志第12卷第1期,第一作者仍是周芷,而作为实验室同事的罗伯茨则署名在最后(很像大多数文章中通讯作者的地位)。诺贝尔奖委员会把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达28年之久而不愿加入美国国籍的周芷排除在外,人们自然纷纷不平。     对于周芷未能获奖的事,笔者也很深感不平。1993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笔者是参加了的,二位获奖人也都曾来我校做学术报告,对Sharp的报告印象很深,而自已包括同事们都对Roberts的报告印象很浅!据说当时诺贝尔奖委员会误以为Roberts是实验室主任,其实那个实验室当时没有一个明确的主任,Roberts自然也不是什么实验室的主任,只不过是周芷和Roberts的分工不同,所以才有了署名第一和最后的问题。工作中,周芷博士所做的贡献明显大于Roberts!退一步讲,如果Roberts真是周芷士当时实验室的主任,周芷的另一篇论文就不会不写Roberts的名字了。     造成这件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冷泉港实验室主任、诺贝尔奖获得者James Watson在推荐人选时极力推荐他自已喜欢的Roberts,而没有推荐周芷。鉴于沃森博士的巨大影响力和权势,这桩诺贝尔获奖历史上的冤案也许会一直石沉大海。   以下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周报第478期对周芷的人物专访:   諾貝爾醫學獎的遺珠--周芷博士 週報特約採訪          陳芊斐         三月天,春雨綿密地下著,霉菌和病毒也在微雨中蠢蠢欲動,兩   場有關人類腫瘤病毒的演說,在生醫所的演講廳開講了,主講者[...]



一位藏族官员眼中的气候变化

Mon, 2 Feb 2009 17:53:07 +0800

@科学公社

一位土生土长的藏族官员,会怎样看待气候变化?

2008年9月中旬,我们几位同行自发组织过一次“气候变化西藏行”——实地走访西藏应对气候变化的情况。

第一站是那曲。那曲位于藏北高原,距离拉萨300多公里。选择那曲,原因之一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正在那里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的研究项目。

中国农业科学院方面并没有研究人员长驻那曲。不过,项目负责人林而达研究员事先向我们推荐了一位采访对象:那曲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江村旺扎。 林而达与江村旺扎相识于2003年。那一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赴那曲调研草原保护与建设。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林而达,是调研团队的一个主要人物。

当时的江村旺扎,是那曲地区农牧局的党组书记。他代表那曲向调研团队汇报藏北高原生态环境的问题,给林而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藏北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长江、怒江、澜沧江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草原面积占全国草原面积近一成。林而达长期研究气候变化,并多次亲历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深知藏北高原在气候变化之战中的重要地位。

但令人痛心的是,藏北高原的草原生态近年来退化严重。于是,林而达决定与江村旺扎开始合作,首先利用卫星遥感对那曲地区的草地退化现状进行监测。

林而达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所争取到一笔研究经费,并帮助那曲地区培训技术人员。但经费还是不够。江村旺扎专门跑去找西藏自治区的有关领导,做起“游说”的工作。

江村旺扎没有对我们透露当初的“游说”细节。不管怎样,他最终获得了所需的经费。

在草地退化遥感监测的基础上,双方又共同绘制了那曲地区的草地生态功能区划——其土地被划分为严格保护生态区、重点治理与控制利用区,以及资源开发利用区。

据说,这是西藏第一个地区性的生态功能区划方案。但问题在于,方案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最终无法执行呢?江村旺扎的回答是,这个方案分发到了那曲各级官员手中,正在成为当地“国土综合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建设规划的理论基础”。

那曲地区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本来,在距离那曲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不太远的地方,研究人员设立了一个载畜量试验基地。所谓载畜量试验,是将试验草地划分为若干块,按周期进行牛羊的轮牧,以估算不同气候和生态条件下草地所能承载的牲畜数量。江村旺扎说,希望今后可以为牧民提供“载畜量”的预测服务,“就像天气预报那样”。

但青藏铁路通车以后,那曲要修建一个大型物流中心,占用了原来的载畜量试验基地。这让江村旺扎感到惋惜,“就像是一个电视记者没有了摄像机。”

后来,研究人员在安多县新选了一片试验基地,载畜量试验才得以继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科技支撑重点课题“藏北生态屏障区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示范”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的试验基地海拔接近5000米,再往前不远就是著名的唐古拉山口。江村旺扎带着我们这些记者,沿青藏公路驱车北上。 在公路两旁,不时可以见到一些光凸凸的草地。江村旺扎给我们介绍这些退化草地时,看上去颇有些伤感。

草地和畜牧业是那曲的根基。但不幸的是,受气候变化、人为干扰、过度放牧和鼠害等因素影响,当地的草地退化非常严重。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与那曲地区合作开展的遥感监测,截止到2004年,那曲共有3.2亿亩草地出现退化,占该地区草地总面积的一半,其中重度和极重度退化面积超过0.6亿亩。

江村旺扎及其同事并不打算坐以待毙。从那曲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出发,驱车两个多小时以后,我们看到一片已经退化的草地。尽管同行的有那曲地区农牧局的技术人员,但江村旺扎还是亲自上阵,给我们讲解这片草地上正在进行的试验:通过从怒江源头取水、采用喷灌方式补充水分,以及结合补播、施肥、灭鼠等措施,以逐渐恢复退化草地的生产力。

江村旺扎还打算带我们去看更为偏僻的载畜量试验基地。但我们这些记者中已经有人出现了高原反应,只好往回撤退,留下了一些遗憾。 江村旺扎表示,希望通过退化草地恢复、载畜量评估等技术示范,摸索出藏北高原适应气候变化的合理方案,然后在牧民中传播和推广相关。 “气候变化是影响草原生态演替的一个主要因素,传统产业只能从如何适应的角度去思考”,他说,“对于藏北草原生态的认识,以及如何指导草原畜牧业,只能从我做起,从基础研究开始。”

和我们的交谈中,江村旺扎还提起了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湖泊水灾。从2004年起,那曲地区那曲县那么切乡就不断被上涨的湖水侵扰,共有200多户牧民迁出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

江村旺扎清楚地记得他闻讯赶到那么切乡水灾现场后目睹的情景:肆虐的湖水一路上行,穿过位于低洼处的草场,慢慢向高处侵入。很多牧民的房屋和畜圈羊棚都快被淹没,还有一些牧民的房屋开始冒水。

“从明朝以来的史料和牧民的传说中,都未曾发现有类似的事情。”他补充说。

在很多科学家看来,全球变暖导致的冰川消退加速,正是藏北高原湖泊水位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江村旺扎的脑子中,还记得这样一个数据:由于湖水上涨,那曲地区已经搬迁和等待搬迁的有上万人之多。要知道,整个那曲地区的人口加起来也不过42万人。

对这位藏族地方官员而言,气候变化早已是日常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和我们告别之前,江村旺扎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西方科学家可以从他们的空气中检测出亚洲飘过去的污染物颗粒,中国科学家能不能在青藏高原找到西方国家一百多年前开始排放温室气体、并且影响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证据?

据说,这个问题难住了气候变化专家林而达。

来源:ChinaDialogue 中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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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前兆之谜

Thu, 29 Jan 2009 13:38:54 +0800

@科学公社 (http://scipark.cn) 《财经》记者 李虎军   [2009年01月29日] “5·12”汶川地震当天凌晨,有研究人员根据设在攀枝花地区的红格台记录推测,5月12至13日,在以这个台站中心的600公里至800公里环带范围内,将发生特大地震        【《财经网》专稿/记者 李虎军】“5·12”汶川地震至今已有八个多月,灾区也在平静之中迎来了震后第一个春节。   但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退休研究员钱复业和赵玉林的内心,或许依然难以平静。   就在春节之前,这对夫妇和20多位同行在2009年1月号《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可能会引发极大关注和争议的论文。   他们在论文中表示,设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红格镇的一个观测台站,从2008年4月30日起,就记录到汶川地震的短临前兆。尤其是在5月12日凌晨,这个台站更是记录到了超过平时观测标准偏差10倍的“讯号”。    孤独的红格台   当时,这两位已经退休10多年的老人彻夜未眠。在对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后,他们赶在汶川地震震前十几小时得出了这样的结果——   “5月12至13日,在以红格台为中心的600公里至800公里的环带范围内,将发生7.9至8.4级的地震。”   不过,遗憾的是,两位老人并未向职能部门报告其分析结果。或许,他们的心中有很多顾虑。   实际上,他们的分析结果即便准确无误,恐怕也难以提前做出有针对性的准备;毕竟,600公里至800公里环带这个范围太广,而且往南已经出了国境线。   赵玉林告诉《财经》记者:“当时只有一个台站在工作, 没有办法给出具体震中位置,这让我们非常痛心。”   据他介绍,至少需要三个台站的观测记录才能确定震中。但由于雷击仪器损坏、导线被盗、缺乏维护经费等原因,在汶川地震之前,川滇地区布设的四个试验性地电台,只有红格台仍在工作。   “这表明地震是有前兆的,地震可以预测、预报,在可预见的将来实现地震的短临预报是可行的。”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表示。   《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由中国科学院主管的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期刊,也是地球科学领域最有影响的国内学术刊物之一。    HRT波的争议   赵玉林和钱复业对地震监测预报的探索始于40多年前。早在1966年,他们就在河北邢台实验场进行地电观测——观测地震发生前后,由于地下形变造成的电阻率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工农业生产带来的游散电流,使地电阻率观测受到严重干扰,赵玉林和钱复业的研究也陷入停顿。   但令这对老人欣慰的是,他们的儿子、目前在天津海泰光电科技公司工作的赵璧如加入了研究的行列。   赵璧如提出把孕震过程、产生前兆的机理视为“黑箱”,仿照工业生产中通常使用的“探伤”方法,并建立相应的数学计算模型。此外,他还利用通讯中的码分多址(CDMA)技术,研发出PS100型远程监控大地电测仪系统。   2004年,中国地震局投入150余万人民币,支持在川滇地区布设四个试验性的地电台,并采用了PS100系统。这四个试验台站的建立,与钱复业、赵玉林等人2003年底提交给中国地震局的内部报告有关。他们在报告中称,中国西部地区未来三年内存在7级以上乃至8级特大地震的可能,建议在川、滇地区增设地电台站。   钱复业、赵玉林等人,还提出了潮汐力谐振共振波(简称HRT波)的概念。[...]



卫星导航中国蹊径

Thu, 29 Jan 2009 13:37:40 +0800

@科学公社 (http://scipark.cn) 本文见《财经》杂志总第230期 出版日期:2009年02月02日 除了GPS和“北斗”,一种基于通信卫星的“经济型”导航系统,亦有望成为中国用户的新选择  □《财经》记者 李虎军         几乎在一夜之间,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就从军事领域,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如今在市场上,不仅装有车载GPS(全球定位系统)的家用轿车比比皆是,可供登山等户外运动爱好者使用的手持式设备也已风靡一时。   迄今为止,美国GPS仍然占据着中国卫星导航市场的绝对份额。但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定位卫星系统,也正在迅速起飞:据新华社等媒体报道,“北斗二代”建设已进入攻坚阶段,2009年将有多颗卫星发射升空。   然而,在参与欧洲伽利略(GALILEO)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以及继续推进“北斗”之外,中国在卫星导航领域还有着另外一个秘密武器——CAPS。   这个已经进行多年的“经济型”卫星导航项目,其进展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难以被公众所知晓。直到2008年12月,在《中国科学G辑》组织出版的一份专刊上,研究人员集中报告了该系统的研制进展之后,人们才有机会掀开其面纱的一角。 CAPS横空出世   所谓CAPS,是“中国区域定位系统”的简称。这种全新卫星导航系统的研制,始于六年多以前的一次“头脑风暴”。   2002年11月初,位于现在的北京奥运村附近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时任台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艾国祥找到同事施浒立和颜毅华,在一间普通的办公室讨论一个宏大的命题:如何开发“经济型”卫星导航系统。   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因为当时最为成功的卫星定位系统,即美国的GPS,从研制到最终投入使用,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和数以百亿计的美元。而前苏联也投入巨资研制格洛纳斯(GLONASS), 其导航星座至今仍不完整。   虽然中国已经决定加入“伽利略计划”,同时也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北斗系统”,但研究人员还是希望尝试一些新的想法,看能否有更经济实惠的方式来实现区域导航定位。   这场思想的碰撞持续了好些天,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李志刚等科学家后来也被邀请加入。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施浒立告诉《财经》记者,上述这些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均可称为直播式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也就是说,导航电文及测距码在卫星上直接产生,然后下行广播给用户定位。因此,都需要发射专门的导航卫星来承担这一任务。通常需要30颗左右的导航卫星才能覆盖全球。   在思维碰撞中,艾国祥及其同事提出了转发式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理念,即导航电文及测距码在地面产生,上行至卫星,利用卫星上的信号转发器,再下行广播给用户定位。这样,系统就可以少发射甚至不发射专门的导航卫星,而利用商用的通信卫星组成导航星座。   如果这一设想实现,显然可以极大地降低导航系统的部署时间和成本。因为一般而言,空间设备研制周期长、投资大,星载设备尤其如此。以作为导航的时间和频率基准的星载原子钟为例,其价格昂贵、研制难度大,目前只有美国等极少数国家完全掌握这一技术;而且,即使研制成功,往往精度也要略微逊色。   转发式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则可以将原子钟安置在地面导航站。李志刚研究员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样就回避了星[...]



这一轮人禽流感疫情真的与候鸟南徙有关吗

Wed, 21 Jan 2009 09:45:42 +0800

今天的新浪网、腾讯网等网站均转载了《新快报》一则题为《候鸟南徙带来病毒? 》的报道,其中提到:

“针对今年禽流感疫情的新形势,记者昨日采访了省农业厅党组成员总畜牧兽医师蔡树淦。蔡树淦表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的情况从北到南分布是正常的。他解释,基于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特点,冬春季节气温下降,天气比较寒冷,禽流感病毒就会比较活跃,而这正是候鸟从北向南迁徙的时候,因此病毒很有可能随候鸟被带至南方。加上禽类在天气寒冷的季节抵抗力相对下降,因此感染病毒的几率也增大,这三个原因使得禽流感疫情往往呈现由北向南发展的趋势。”

广东省农业厅总畜牧兽医师蔡树淦关于这一轮人禽流感疫情从北到南分布的说法,并不准确。首先,目前报告的病例只有四起,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且,一些散发的人禽流感病例完全有可能被漏诊,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

更为重要的是,蔡树淦忽略了一个情况:山西省两岁女童的母亲早在12月下旬就已发病。尽管没有留下标本,无法确诊这位母亲是否感染了H5N1禽流感病毒。但从公开的临床症状来看,她很可能是感染了人禽流感。既然如此,她的发病早于山东确诊病例,也早于山西确诊病例(她的女儿),又怎么能说疫情是“由北向南发展”呢?

的确,禽流感病毒的传播与候鸟迁徙有一定关系。但具体到这一轮人禽流感疫情,所谓疫情从北到南发展、病毒很有可能随候鸟被带至南方的判断,未免缺乏依据。

再说了,候鸟迁徙的具体时间和路线,能否和这一轮人禽流感疫情对上号,也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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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之惑

Sat, 17 Jan 2009 00:33:19 +0800

《财经》记者 李虎军   [2009年01月16日 18:02]   对于纳米产品已大行其道的中国,除了切实加强风险和伦理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尽早建立公众沟通和参与的渠道 @科学公社 http://scipark.cn   【 《财经网》专稿/记者 李虎军】韩国三星公司(下称三星公司)或许没有料到,它推出的一种高技术产品——纳米银洗衣机,竟然会引发轩然大波。   这种洗衣机的内筒含有尺寸为纳米级的银离子。三星公司称,纳米银可以去除衣物上99.9%的细菌。但著名环保组织“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则要求三星公司召回纳米银洗衣机,理由是纳米材料可能给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潜在的风险。     2009年1月14日至15日,在英国研究理事会中国代表处于北京举行“纳米监管与创新:人文社会科学的角色”学术研讨会上,英国爱丁堡大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所的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教授表示,纳米技术的安全性如此引人关注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纳米革命”的两面   1纳米等于十亿分之一米,相当于人头发丝直径的数万分之一。在小于100纳米的尺寸范围,很多材料可以显示出特殊的物理化学特性。例如,一些含有纳米材料的化妆品,就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这对于爱美女士而言不啻为福音。   正是因为在这样的尺度下,很多材料所表现出来的不寻常的属性,很多人士将纳米技术视为另一场工业革命的引擎。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里·克罗托(Harry Kroto)就曾经将纳米技术的重要性与瓦特的蒸汽机相提并论。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也曾经预测,到2012年,全世界纳米技术产品的市场将超过1万亿美元。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纳米技术的研发,投入了大量经费。与此同时,“纳米革命”的另一面,即纳米技术潜在的风险,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已经存在大量天然或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纳米颗粒物,如空气中的超细污染物颗粒。而纳米尺度的超细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威胁,甚至远远大于已经被中国环保部门纳入日常监测的直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物。   同样地,人们担心,在人工纳米材料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由于其特性与常规物质有很大差别,也可能给环境和健康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当然,由于安全性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目前尚缺乏与纳米材料风险有关的科学数据。就三星公司的纳米银洗衣机而言,目前也并无证据表明其纳米银材料已经对环境和健康构成危害。   不过,“风险预防”或者说谨慎性原则,在全世界都正在深入人心。人们希望在纳米技术等新技术的风险出现之前,尽可能地进行防范和干预。   在“风险预防”的实践中,公众及早参与成为关键环节之一。在英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让公众从“上游”参与纳米技术研究和政策的讨论,已经成为一种风尚。 以转基因为鉴   这种风尚的兴起,与转基因技术发展目前所遭遇的尴尬局面可以说不无关系。   一方面,转基因技术迅猛发展,大豆油等转基因食品已经出现在全球各大超级市场的货架,还有更多的转基因食品在排队等待上市。但另一方面,很多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充满疑虑,甚至表达出强烈的反对之声。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态度更为明显。   英国杜伦大学风险研究所负责人菲尔·麦克纳顿(Phil Macnaghten)[...]



法学专家称科研不自由影响诚信行为

Wed, 14 Jan 2009 16:29:16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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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27日,由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主办的“科研诚信法律问题”研讨会在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举行。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易继明教授的一番发言颇为尖锐,特在此摘录:

科研不诚信问题可能跟商业贿赂一样,市场环境很差,很难治理。但难治理也得治理!

从根本上讲,影响这个问题的因素至少有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科研自由方面对它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们的科研到底是不是自由的?

另外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科研中的课题制度、职称评聘制度。

前一段时间,我跟永俭秘书长(注:国家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秘书长孙永俭)吃饭,当时聊到了那个“汉芯事件”的案例。在他们诚信办公室的咨询专家中,相当多的专家对这样一种不诚信或不端行为义愤填膺,说这种行为应该入刑,应该作为犯罪来治理、来惩戒。我们能够这样来惩戒吗?又如何适用刑法呢?

你反过来想想,科研本身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和环境,这个课题最终签订委托合同的是谁?不是陈进本人,是上海交通大学这个单位签订的。而且,很有可能是学校利益或学院利益包括在里面。

刚才段会长(注: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段瑞春会长)说了,学校为了能推举出一个院士就采取“集体造假”的方式。

就目前课题研究成果水平而言,我个人对社会科学项目的一个判断是,凡是通过承担课题项目方式完成的科研成果,其学术质量往往不高;相反,学术质量较高的一些科研成果,往往来自于学者自我的兴趣。越是重大的课题项目,课题研究质量越差!

重大的课题谁能拿到?当然,我这个院长可能还不够级别,很多时候需要校长、副校长他们挂帅才能拿到,可是他们有功夫坐下来好好地做课题研究吗?在目前的教学科研管理行政化的背景下,大多数校领导都很忙,是没有时间的。那由谁来做课题呢?只好指挥一帮研究生来做。不是说我们研究生就不能做课题,而是目前研究生招生与教育体制、学业规划、就业环境等,客观上造成大量的研究生不可能很好地作为科研骨干力量去参与项目研究。所以说,这种课题项目及其评审制度、职称评聘制度,已经扭曲了科学研究本身的一些东西,包括相应的评价体系。

确实,国家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做了很多的具体工作,比如说他们在“抄袭”这个问题上,在“伪造数据”的问题上,在“不当署名”这个问题上,都做了很多的基础性工作。但做了这些基础性工作之后,如何去处罚、如何去惩戒?其中,又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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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百人计划” 中科院人才引进计划升级

Tue, 13 Jan 2009 11:07:40 +0800

中科院将启动高层次人才新计划

未来五年有意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支持领军人才600名,所获资助将大幅度超出此前的“百人计划”入选者

http://www.caijing.com.cn/2009-01-12/110047079.html

  【《财经网》专稿/记者 李虎军】未来五年内,中国科学院将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支持领军人才600名。此外,作为中国打造创新型国家的“旗舰”,该机构还将引进培养学术技术带头人600名,培养造就优秀支撑和管理人才600名,培养支持青年创新人才6000名,同时吸引和资助海外优秀学者和外国科学家1500名到该院工作。

  在1月12日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上,该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透露,自2009年起将全面启动实施人才培养引进系统工程。

  白春礼表示,中国科学院各类人才计划将整合为“高层次人才培养引进计划”“优秀青年人才培育计划”“支撑与管理人才培养计划”和“海外智力引进与人才国际交流培养计划”四大计划。

  随着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目前中国已经在高层次人才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新举措。虽然高水平海外学者回国创新创业的势头已成,但国际科技人才竞争仍然十分激烈。因此,中国科学院将配合国家相关人才计划,加大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力度,并重点支持该院院内成长的领军人才主持或承担国家或该院的重大科技任务。

  最近,中国已经推出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即“千人计划”,未来几年将引进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到中国创新创业。

  白春礼在会上透露,中国科学院已经上报了一些候选人参加“千人计划”的首批评审。

  此外,他表示,中国科学院将加大优秀青年人才、技术支撑与公共支撑人才、骨干管理人才和技术转移人才的培养力度。以定向选派为主,拓展这些人才的国际化培养渠道。

  在人才交流和智力引进方面,中国科学院除了继续实施“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计划”、邀请国外顶尖科学家短期访问讲学,还将启动“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计划”和“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支持一批外国优秀专家学者到该院中长期工作。

  此前,“百人计划”是中国科学院最主要的人才计划。该计划也是中国最早的高层次学术人才引进计划之一,在海内外华人学者中颇具影响。

  1993年,中国科学院提出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的构想,当时计划到2000年面向院内外招聘100位科研人员,培养成为各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所以称为“百人计划”。后来,引进名额不断增加,早就突破了100人,但“百人计划”的名称沿用至今。

  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近日就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答记者问时曾提及,中国科学院自1994年实施“百人计划”以来,入选者共计1569人,其中有20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40余人成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首席科学家,250余人作为负责人承担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

  目前,对于入选“百人计划”的海外学者,其就职的研究所需提供不少于70万元的启动经费。入选者工作一年以后,申请参加“择优资助”的评审,通过后可获得200万元的经费资助。

  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局长李和风告诉《财经》记者,该院今后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所获得的资助经费将比“百人计划”有大幅度提升。

  他还对《财经》记者透露,该院人才培养引进系统工程的具体办法已经在下属各研究所内部征求意见,即将颁布实施。

  白春礼强调,中国科学院的人才系统工程要继续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立足培养。

  他还说,该院人才系统工程不是现有人才计划的简单叠加,而是按照人才成长规律和科技创新活动规律进行的系统设计,其实施也不是简单沿袭现有人才计划的管理办法,而是对现行人才计划和政策制度体系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吸纳那些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革除阻碍人才成长的各种政策制度和体制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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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高科技奖只能奖励院士老人吗?

Fri, 9 Jan 2009 14:49:50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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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宪和王忠诚两位院士获得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可喜可贺!不过,徐光宪88岁,王忠诚83岁。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两位获奖者中,吴征镒院士获奖时年过九旬,闵恩泽院士年近84岁。难道只有步入耄耋之年的院士,才能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

据《财经网》报道:徐光宪和王忠诚均获得过“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该奖项每年评选一次,每位获奖者的奖金为100万港币,15年来已有26位中国杰出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而大部分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也像徐光宪和王忠诚一样,在此前获得过“何梁何利科技成就奖”。

从某种程度上看,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简直就是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风向标。从2007年起,何梁何利基金及其科技成就奖进行了改革,其做法或许可供国家最高科技奖评选委员会借鉴。

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也曾经是院士老人的天下。但2007年度的这个奖项除了授予71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桥梁工程设计大师林元培,还颁给了一位年轻的非院士:发现普光气田的46岁高级工程师马永生博士。2008年度的该奖项唯一的获得者则是43岁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房建成。

阅读全文请访问@科学公社 http://SciPark.CN

 




提前披露:徐光宪和王忠诚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Thu, 8 Jan 2009 08:23:16 +0800

北京大学化学学院徐光宪教授和天坛医院王忠诚教授将获得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在新年贺词中提前透露的消息。详情请访问@科学公社 http://scipark.cn




欢迎访问科学公社

Mon, 5 Jan 2009 18:13:57 +0800

欢迎各位访问我的个人网站科学公社(ScienceComm)

科学公社(ScienceComm)是关于中国科学与社会的个人观察,内容包括探索与发现、性与健康、环境与气候、技术与商业、评论与争鸣、科学新闻业务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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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妇女乳腺普查”残局

Tue, 25 Nov 2008 22:03:35 +0800

《财经》记者 李虎军  总第225期 出版日期:2008-11-24 公共财政投入缺位,使得一项旨在造福中国女性的公益性工程被变形的商业操作所扭曲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81124/78007.shtml   对于现年74岁的原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徐光炜教授来说,拿了一辈子手术刀,虽然也留下不少遗憾,但没有什么比退休后发起的“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更让他百感交集。  这个原本希望将“公益工程”与商业运作成功嫁接的项目,最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难以收拾的残局。 普查工程缘起   “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有着一个隆重的开端。  2005年4月21日,这一工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启动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等多位领导人发表讲话,以示支持。  该工程的启动,离不开时任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徐光炜的努力。  “我做了一辈子外科大夫,但经我手治好的病人其实很少,大多数的病人只能减轻症状或者给一些安慰,”徐光炜对《财经》记者回忆说,“结果呢,几十年过去了,病人越治越多。”  正是意识到单纯的治疗对于癌症控制的局限性所在,他把目光转向了癌症的预防,并选择乳腺癌普查(也称筛查)作为突破口。  乳腺癌堪称“女性杀手”。卫生部今年4月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乳腺癌在过去30年中死亡率几乎翻了1倍,增长速度仅次于肺癌;而西方国家多年的乳腺普查经验证实,对于乳腺癌这种发生在体表的肿瘤,可以借助影像检查等手段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从而降低死亡率。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徐及其同事就在北京尝试过乳腺普查;此后,天津、上海等地也陆续进行过小规模的乳腺普查。但是,这些普查基本上都存在技术落后和缺乏长期跟踪等问题。  从北京肿瘤医院院长任上退休后,徐光炜和一些同行提出“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的宏伟计划:在全国选择约100家有资质的医疗机构为定点单位,用六年时间为100万名35岁至70岁的妇女提供四次规范的乳腺普查。  2003年底,徐光炜等人为此上书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2004年3月,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复函,同意由中国抗癌协会启动“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 技术方案之争  令徐光炜没有想到的是,普查工程一启动,就出现了很大争议。  在乳腺检查中,X射线摄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手段。而乳腺X射线摄影又可分为屏片摄影、数字化摄影和计算机放射摄影(Computed Radiography,下称CR)。其中,屏片摄影是传统方法,在国内很常见;数字化摄影近年来逐渐推广,在发达国家比较普及,其成本最高;CR是新出现的方法,成本介于数字化摄影和屏片摄影之间。  “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的技术方案选择了CR,其设备来自柯达等公司。  但这一技术路线,受到了一些专家的质疑。  2005年4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尉可道等专家,联名上书国务院、卫生部有关领导,称CR放射剂量高、诊断质量差,在国家没有相应法规和质量控制标准的情况下,不宜采用CR进行乳腺普查。  尉可道及其同事岳保荣等人,还在2006年第6期《中华放射医学[...]



中国确认首例新传染病“无形体”

Fri, 21 Nov 2008 17:27:53 +0800

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起“无形体病”人传人事件,专家提醒即使疾病传染性不大,医院也应严格遵循操作指南

http://www.caijing.com.cn/2008-11-21/110030789.html

【《财经网》专稿/实习记者 程晗 记者 李虎军】在11月19日出版的《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中国科学家报告了发生在安徽的一种新发传染病:“无形体病”。同时,这很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起“无形体病”人传人的事件。

  这一事件发生在两年前。2006年10月31日,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一位50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出现高烧39.2度、恶心,肌肉和关节疼痛等症状,前往乡村诊所接受治疗。11月3日晚,由于病情加重,这位患者被送到当地医院。4日上午,她又被送往位于芜湖市的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但终因抢救无效,患者于5日早上去世。

  这位患者最初被怀疑死于“流行性出血热”。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人们困惑不已。当月9日至17日,与死亡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五名家属,以及弋矶山医院的四名医护人员先后出现群体性不明原因发热。

  此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徐建国及其同事张丽娟等,以及安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任军等研究人员开展了现场调查和实验室诊断。

  这些研究人员在走访中了解到,那位农村妇女在发病前12天曾经被蜱叮咬过。蜱是一种吸血的节肢动物,大多生活在林区和丘陵地带,民间也有扁虱、草爬子之类的称呼。

  研究人员最终判断,那位农村妇女是感染上了经过蜱传播的人粒细胞无形体病(英文简称HGA,国内也有人简称为“无形体病”)。徐建国博士告诉《财经》记者:“我们排除了出血热,以及其他一些病原体的可能性。”

  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由嗜吞噬细胞无形体(生活在蜱、螨等动物体内的一种寄生细菌)引起,其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伴白细胞、血小板减少,以及多脏器功能损害。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首先报告了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病例。此后欧洲等地也相继报告了这种病例。

  有数据显示,这种疾病在国外一些流行地区的感染率甚至高达15%至36%。不过,患者人数似乎并不多,像美国每年报告的病例就只有数百例。徐建国解释说,大部分感染者没有症状,或者症状轻微,并不会发病;此外,这种疾病也容易漏诊或误诊。

  徐建国等人的研究还证实,弋矶山医院的那起“群体性不明原因发热”,其实是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的院内感染爆发流行。

  此前,国外报告的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病例都是经过蜱传播的。但在弋矶山医院,这九位患者并没有接触过蜱。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在那位农村妇女生命的最后12小时中,与她有过密切接触。而这位妇女在这期间经历了大出血,并接受了帮助呼吸的气管内插管。

  实际上,与那位农村妇女有过密切接触的一共有28人,最终被感染的九人都接触过她的血液,其中七人还接触过她的呼吸道分泌物。

  由于未能意识人粒细胞无形体病已经发生,医院的保护措施做得并不够。例如,在治疗过程中,该院的医护人员约有1/3没戴口罩,约2/3没戴手套。结果,参与气管内插管的18位医护人员中,就有四人被感染。

  实验室诊断显示,被感染的四位医护人员和五位家属,其血液中均发现了嗜吞噬细胞无形体的DNA。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那位去世的农村妇女曾经被怀疑为流行性出血热,但医院没有对其血液检测,以验证其体内是否有引发流行性出血热的汉坦病毒。这位妇女死后,没有进行尸检,也没有留下血液等样品,无法完全确认其是否感染了嗜吞噬细胞无形体。

  因此,弋矶山医院这起事件是否意味着人粒细胞无形体病已经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国际学术界尚存争议。但徐建国及其同事提供了其他方面的证据,《美国医学会杂志》最终接受了他们的研究论文。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的Peter Krause和Gary Wormser也在该杂志发表评论称:“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起嗜吞噬细胞无形体人传人的报告,同时也是中国第一起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的报告。”

  在安徽这起病例之后,湖北、山东、河南等省份也陆续发现了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病例。根据一些已经发表于国内学术杂志的论文,河南信阳等地还有患者死亡的报告。

  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谈及弋矶山医院事件的启示时强调:“针对血液和体液的常规防护措施,可以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即使疾病的传染性不大,也必须严格遵循操作指南。这一研究提供的教训,能够帮助医疗机构在日常医疗行为中,防范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的院内感染。此外,中国还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各种经蜱传播的立克次体病与日俱增的威胁。”

  徐建国博士对《财经》记者说,对于人粒细胞无形体病而言,误诊也是一个令人担心的情况,“因此,大家要了解这个病”。

  面对这种新发传染病的逐渐流行,卫生部今年2月已经出台了《人粒细胞无形体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试行)》,以提高医务人员预防、诊断、治疗和处置该疾病的能力。

  该指南还要求,各地医疗机构发现疑似、临床诊断或确诊病例时,应参照乙、丙类传染病的报告要求,在24小时内通过国家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进行网络直报。

  徐建国提醒公众,要防止蜱叮咬,尤其是去林区和丘陵地带时,在穿衣服等方面注意防护。

  他补充说,“对于这种疾病,不要忽视,但也不用恐慌”,毕竟,这种传染病的发病率低,而且在确诊后使用抗生素可以进行有效治疗。■




蒋有绪院士真的建议征收呼吸税吗?

Fri, 21 Nov 2008 09:02:11 +0800

蒋有绪院士真的建议征收呼吸税吗?

——关于所谓院士建议征收呼吸税报道的反思

 

这两天,国内诸多媒体报道了所谓蒋有绪院士建议征收“呼吸税”的报道,网络上则是骂声一片。但问题是,媒体准确传递蒋有绪的发言了吗?他真的说过应该对普通市民征收"呼吸税"吗?

前天到办公室,一位同事在MSN上发我一个链接,是关于蒋有绪院士建议征收“呼吸税”的报道。浏览那篇报道以后,我对同事说,蒋有绪可能并未说过要对普通市民征收"呼吸税"的话,是媒体的误解。或许,有记者在报道的时候,没有理解蒋有绪的原意。

后来,我找到了《新快报》的报道:

引题:蒋有绪院士称政府应让企业和市民付出代价

标题:吁征生态税 市民每月20元

昨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森林城市论坛上,中科院院士蒋有绪呼吁,政府可以考虑对企业甚至排放二氧化碳的市民征收生态税。

蒋有绪认为,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可以考虑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

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08-11/19/content_360433.htm

我不知道,《新快报》的记者是否在蒋有绪先生发言之后做了采访,请蒋有绪先生解释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建议对市民征收每月20元的生态税?

实际上,蒋有绪的原话是(来自大洋网,但愿速记没有错误): “城市森林既然有这么多好的功能,是否可以考虑进一步关于生态税收的问题,因为他享受到收益的,每一个市民也在排放碳,我们是不是可以搞10块钱,20块钱的基金,这些钱来进行造林,而企业也可以通过税收支持城市森林的维持。”

http://news.dayoo.com/gundong/200811/18/55202_4573673.htm

请注意,蒋有绪说的是“基金”。基金不等于税收呀。中国已经有这样的基金:中国绿色碳基金。

中国绿色碳基金是设在中国绿化基金会下的专项基金,属于全国性公募基金。该基金的建立,为企业、团体和个人志愿参加植树造林以及森林经营保护活动,从而增加碳汇以应对气候变化搭建了一个平台。基金先期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捐资3亿元人民币,用于开展旨在吸收固定大气中二氧化碳为目的的造林、森林管理以及能源林基地建设等活动。

http://www.cgf.org.cn/gzdt/content.asp?id=24

http://www.bjfs.org.cn/study.php

蒋有绪先生就职于中国林业科学院,是国家气候变化12人智囊团(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中的一员。我估计,他是中国绿色碳基金的推动者之一。

另外,《新快报》的报道没有提什么“呼吸税”。这个“呼吸税”的名头,或许是哪位网络编辑的“杰作”。

很多媒体在转载所谓院士建议征收"呼吸税"的报道时,缺乏一种基本的原则:怀疑和求证。即便联系不上蒋有绪本人,大洋网当天也有他发言的记录,很容易搜索到的。

我还注意到,一些评论家纷纷发表时评,痛骂蒋有绪先生。中国有很多所谓的评论家,经常在事实都没弄清楚的情况下,就开始“针砭时弊”。哎!




生物产业等待“破茧”

Sun, 3 Feb 2008 11:30:46 +0800

中国能否在与印度等国的“生物竞争”中胜出,重要的不是资金的投入,而是环境的培育。

  【《财经》网专稿/记者李虎军】谁说在中国国内,科技新闻没有娱乐、体育或者商业新闻那么时髦?实际上,如果你细心的话,在很多科技报道中,都可以读出娱乐的味道。
  本月(2008年1月)出版的英国《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人员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研究报告。上海一家报纸随即在其报道标题中称,“加惊呼:中国生物制药恐将主导世界”。
  仅仅几个月前,一家跨国制药公司中国创新中心的负责人还对《财经》记者坦言,在美国市场上,你几乎见不到中国公司生产的药品。
  难道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就咸鱼翻生甚至主导世界市场了?要相信这一点,或许我们同样应该相信,中国足球队有望在2010年世界杯冲击冠军。
  实际上,在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多伦多大学 McLaughlin-Rotman全球健康中心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教授看来,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就像是婴儿期的龙,它会很快成长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并改变工业化国家在生物技术创新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
  辛格和他的同事走访了22 家中国生物医药公司。他们发现,尽管中国长期被视为“熟练的产品复制者”,但实际上已经开始勇敢地尝试医学创新,并且推出了世界第一个商业化的基因治疗药物和唯一的霍乱疫苗片剂。
  当然,在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另外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实际上也一样雄心勃勃。不过,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萨拉·弗茹(Sarah Frew )博士认为,这两个国家的生物技术革命也有着明显差别。
  很多印度公司将精力放在工艺创新,着眼于降低医药产品的价格。像Shantha Biotechnics等公司,将成功地将一种乙肝疫苗的价格降到了50 美分,只相当于进口产品的1/30 。而在中国,不少公司的兴趣则在基因治疗和再生医学等领域推出新产品。
        中国和印度公司在口味上的区别,或许与两个国家各自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弗茹博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反映出过去一二十年,两个国家在生物技术起步阶段的政策环境差异。
  印度的专利法主要致力于保护工艺创新,而不是产品创新。当然,印度于2005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其知识产权政策发生了变化,已经有一些公司投身于创新产品研发。中国政府则从一开始就支持创新产品研发,并且通过“863 高技术计划” 等提供了资金支持。
  提起印度的技术发展,很多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恐怕是其强大的计算机软件产业。一位资深印度科学记者曾经对《财经》记者抱怨,他随印度科技部长访问中国时,很多中国记者的兴趣都集中在与信息产业有关的问题。
  实际上,印度对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也非常重视。早在 1986年,印度就在科技部之下成立了专门的生物技术部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以推动本国生物产业发展。目前,一些印度公司的产品已经进入国际市场。2007 年11 月,印度又颁布了新的生物技术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其地位。
  同样,近年来,中国政府也在致力于生物技术产业发展,为各个研究机构和企业投入了数以亿计的资金;一些地方政府还提供土地等各种优惠条件,来扶持生物技术公司的发展。
  此外,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回到中国创业。为数不多的从事创新产品研发的生物医药公司中,活跃着“海归”的身影,如深圳赛百诺董事长彭朝晖和扶素生物董事长周根发等。
  赛百诺的重组人p53 腺病毒注射液,是世界第一个商业化的基因治疗产品。它也拥有一个非常动听的商品名“今又生”。2004 年1月,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这种药物颁发了生产批文,用于治疗头颈癌。目前,“今又生”已经治疗5000 多名患者,其中包括约400 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大陆寻找希望的海外患者。
  不过,辛格和弗茹等人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鉴于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晓萸等高官的腐败案例,导致国际学术界对其任内批准的很多新药,都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实际上,在中国生物医药行业中,真正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创新产品屈指可数,而不是像上海那家报纸所说的“发展迅速,创新性产品涌现”。中国绝大多数公司根本无力,或者说也无心从事技术创新。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对于这些中国公司而言,如果非专利药品的生产质量都达不到国际标准,创新药品的研发又何从谈起?
  正如辛格教授所警告的那样,中国的一只脚实际上还停留在“封闭的过去”。婴儿期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最需要的“奶水”,并不是政府的直接资金投入,而是一个足以吸引国内外风险投资的政策和金融环境。
  两周前,在《科学时报》社举办的“2007 生物产业政策高级研讨会”上,一家国内生物公司的老总就强调,政府投入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制定公平的市场经营规则。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部门和整个社会,也逐渐认识到了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诸多软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司与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共同编写的《中国生物产业发展报告2006》就承认,中国生物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少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产学研协作机制未建立。此外,中国也尚未形成有利于生物企业开展融资、市场营销等经营管理活动的良好氛围。
  2007 年4 月,国家发改委也首次发布了生物产业的五年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初步形成有利于生物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生物产业增加值超过5000 亿元。据《财经》记者了解,发改委也正在会同多个部门制定促进生物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目前起草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作为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给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国内市场;从另一个层面说,生物产业的发展,也承担着保障中国十几亿人口生存健康这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当然,这些都仅仅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已。或许,对于襁褓中的中国生物技术产业而言,能否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今后几年的培育环境才至关重要。




直击巴厘岛:联合国“巴厘路线图”获通过

Wed, 19 Dec 2007 08:39:10 +0800

美国最终同意接受协议,发展中国家也首次表示有条件地考虑采取减排行动。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记者 李虎军 发自印尼巴厘岛】经过持续十多天的马拉松式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终于在今天(15日)下午通过名为“巴厘路线图”的决议。
  根据决议,各方将于2009年完成下一步全球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谈判内容,则将包括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这四个基石。
  实际上,这是一份几乎流产的路线图。12月3日开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缔约方第十三次会议,原应于昨天(14日)结束;但由于各方分歧严重,只能延期一天。
  在今天的会场上,也出现了很多戏剧性的情节。
  继12日在此次大会的部长级会议发表开幕致辞之后,东道国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西洛再次在会上发言,恳求各方拿出一份路线图。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再度出现在会场,呼吁各方都做出让步,以达成协议。
  据《财经》了解,联合国秘书长和东道国总统两度出现,是极不寻常的外交举动。
  或许是谈判过于激烈的缘故,就连会议程序竟然也出现了偏差。当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谈判代表应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之邀尚在闭门磋商时,担任大会主席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威特拉(Rachmat Witoelar)连续两次要求各方就决议进行表决。
  中国等国的代表随即要求对这种违反程序的举动做出解释,会场内也一度紧张,威特拉后来对此表示道歉。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Yvo de Boer)更是为自己工作的失误掩面而泣:“秘书处不知道这件事。”
  大会开幕之前,德布尔曾经立下军令状,如果这一次拿不出路线图,将辞去其执行秘书职务。这些天,谈判经常持续到次日凌晨,他和很多参会者一样疲惫不堪。
  在这种氛围中,美国的消极态度,自然激起了很多谈判代表和非政府组织人士的愤怒。而为了促成美国的加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以及欧盟,都在此次谈判中做出了相应让步。但美国仍然在发言中对协议内容进行质疑,引来一阵嘘声。
  一些国家的代表随后发言反击美国时,甚至抛开了外交辞令。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代表骂道:“如果你们带不了这个头,就别挡路(get out of the way)。”话音未落,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经过激烈交锋,美国代表最终接受了协议文本。随着“巴厘路线图”的诞生,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次谈判中,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表示,在可持续发展以及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取减缓排放的行动。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司长苏伟也对《财经》记者说,中国在谈判中表现出了诚意和积极性。
  与之相比,作为对气候变化负有最大责任的美国,在谈判中却仍然不愿承诺发达国家应当承担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等义务。按照绿色和平美国气候变化项目主任米勒(Christopher Miller)的说法,就是美国终于搭上了车,但买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票。
  无论如何,苏伟在大会发言时表示,欢迎美国搭上应对气候变化这班车,虽然美国还没有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但至少这班车可以开动了。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路线图”,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也在随后的记者会说。但他也同时强调,要在规定的两年期限内完成谈判,接下来的任务还很艰巨。■




直击巴厘岛:戈尔批美国阻碍气候变化谈判

Wed, 19 Dec 2007 08:38:26 +0800

谈判桌上传来的消息称,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不愿像欧盟等发达地区一样认可量化减排指标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记者 李虎军发自印尼巴厘岛】昨天的巴厘岛,戈尔是全球瞩目的明星。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说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真相”:美国正在阻碍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
  晚上7时半,当戈尔出现时,可以容纳1000人的会议厅早已坐得满满当当。
  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戈尔惜败于布什。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战争中,他让布什相形见绌。
  今年初,由戈尔作为主角的《不可忽视的真相》获得奥斯卡奖。这部纪录片已经和正在帮助数以亿计的公众理解气候变化。
  本周一,戈尔在挪威奥斯陆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与他共同获此殊荣的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间专门委员会(IPCC)。
  三天后,戈尔与IPCC主席帕柴瑞(Rajendra Pachauri)再次相遇于巴厘国际会议中心。两人在台上相拥。
  戈尔发表演讲的会议厅也是这些天来各国谈判代表唇枪舌战的一个地方。12月14日是巴厘岛谈判的最后一天。最受关注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各缔约方将对大会已经形成的一份决议草案进行最后讨论。
  根据这份草案,各缔约方应当认可的是,发达国家会被要求在2020年以前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基准上减少25%-40%。
  完成上述指标,发达国家才有可能尽快就2012年-2020年内各自的具体减排指标做出承诺,以便各缔约方最晚在2009年达成协议。《京都议定书》已经规定发达国家在其第一承诺期(2008年-2012年)内平均减排5.2%。
  但从谈判桌上传来的消息却是,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不愿像欧盟等发达地区一样认可这个量化减排指标的提法。
  欧盟轮值主席国葡萄牙的负责环境事务的国务秘书Humberto Rosa在此间公开表示,如果美国继续阻碍巴厘岛谈判,欧盟国家将不会参加美国发起的主要经济体会议。美国向巴厘岛派出了专门的说客,希望将包括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在内的主要经济体拉到一起,明年年初在夏威夷讨论远期减排的问题。
  在那部著名的纪录片中,以及各种公开场合,戈尔曾经多次批评布什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1997年,《京都议定书》获得通过,当时率美国代表团参加谈判的正是戈尔。但四年后,布什政府拒绝签署议定书。
  在巴厘岛,这位美国前副总统再次将矛盾对准昔日对手。
  “我要说出一个不可忽视的真相。”戈尔说,“我自己的国家,美国,对巴厘进程受阻负有主要责任”。台下掌声如雷。
  他还说,澳大利亚的立场在数月前仍然顽固,但其公众决定选出新的领导人。陆克文上任后,澳大利亚立即签署了《京都议定书》。
  2008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戈尔称,再过一年零四十天,就会有人取代布什,新的美国总统应该会有更多的行动。
  绿色和平组织总干事葛德(Gerd Leipold)对《财经》记者说,“现在的美国政府仍然没有倾听科学,甚至没有倾听本国公众的声音。”
  另外,中国代表团成员李丽艳透露,“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的谈判起死回生,昨天下午约5时达成了一致。
  昨晚7时许,《财经》记者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组织的一个边会上问到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的结果时,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确认谈判已达成一致,但他还不知道具体内容。美国能源部助理部长Alexander Karsner也表示不知详情,没有发表评论。■




直击巴厘岛:解振华“关键时刻”详解中国立场

Wed, 19 Dec 2007 08:37:21 +0800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称,发达国家首先要切实完成第一承诺期减排指标,同时尽快就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做出承诺;中国绝不能接受强制减排目标

  【网络版专稿 /《财经》杂志记者 李虎军 发自印尼巴厘岛】12月12日上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重头戏——部长级会议开幕,或许会决定谈判最终命运的重要人物也悉数到场。这也意味着,谈判的成败已进入最关键阶段。
  来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192个缔约方,以及《京都议定书》176个缔约方的11000多人参加了此次大会。据悉,这也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气候变化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上午的开幕式上表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今年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已经传递出了再明确不过的信息,那就是必须现在就开始行动。
  他在发言中强调,“整个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着巴厘岛的谈判”。因此,各方应在本周形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满(2008年-2012年)之后,如何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路线图”。
  潘基文呼吁,在发达国家继续带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引入激励机制(incentives),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速度。
  在中午举行的记者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发达国家应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的支持。
  开幕式之前,上任刚满十天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将他签署的《京都议定书》批准文件交给了潘基文。重返议定书,是陆克文就职后做的第一件事情,这也使仍未批准议定书的美国进一步陷于孤立之中。
  澳大利亚新政府已经承诺到2050年减排60%(但基准不是1990年,而是2000年)。在谈到近期减排目标时,陆克文透露,2006年就澳大利亚启动了相关研究工作,预计明年(2008年)年中将会形成一份比较正式的研究报告。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中,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气候变化工作的副主任解振华、澳大利亚的气候变化与水资源华裔女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等部长级官员在大会上相继发言。
  解振华在发言中说,保护全球气候是一项神圣和崇高的事业,因此必须跨越自私、自利和唯利是图,少一些美丽的词藻,多一些实实在在的行动;而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的履行。
  他强调,从1990年至2005年,仅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能源效率,中国就累计节约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18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此外,中国根据公约的要求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明确提出到 2010年单位GDP能耗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20%的目标。
  在今天会议结束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解振华坦言,中国是抱着建设性的态度参加巴厘岛谈判,并真诚希望各方在此完成路线图。
  在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解振华表示,发达国家首先要切实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减排指标,同时尽快就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做出承诺;这样,才能最晚在2009年达成协议,以确保第一和第二承诺期之间不会有任何间断。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在减缓、适应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机制建立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国情,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速度,实现经济发展与气候变化应对之间的平衡;像发达国家过去那样无限量地增加温室气体排放。是不可取的。
  但他重申,鉴于各国历史责任不同、人均排放水平不同,一些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承诺量化的减排指标,“这一点我们绝对不能接受,因为这是不公平的”。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项目总监Hans Verolme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认为,公约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目前就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指标“是不现实的”。
  有台湾记者问到中国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情况,解振华回应说,中国发起了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国民众的参与,“希望台湾也参加进来”。
  对于陆克文政府回到《京都议定书》的轨道,解振华表示了祝贺和欢迎;但他同时也强调,希望澳大利亚能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中国的态度和作为,无疑是此次会议的焦点之一。据悉,除了参加多边磋商和对话之外,解振华目前已与30多个国家的代表进行了双边会晤。
  2002年,解振华曾经在巴厘岛捧回了全球环境基金颁发的全球环境领导奖。如今,重访故地,他的身份也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变成了负责气候变化工作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他感慨说,过去做环保是孤军奋战,而现在对于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形成了很好的氛围”。
  解振华最后说,不论谈判结果如何,不论美国是否参与《京都议定书》和承诺恰当的减排指标,“中国都会继续采取积极措施,推进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




直击巴厘岛:《京都议定书》尴尬十年庆

Wed, 19 Dec 2007 08:36:20 +0800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力主的技术转让协议流产,只能留待2008年再行讨论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特派记者 李虎军 发自印尼巴厘岛】进行到第九天的气候变化大会,在12月11日迎来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那就是《京都议定书》的“十年庆”。
  1997年12月11日,在日本京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规定在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即2008年至2012年之内,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平均减少5.2%。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以国际法形式就温室气体排放量做出定量限制,其里程碑式的意义得到公认。
  就在12月10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间专门委员会(IPCC)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刚刚在瑞典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似乎也可算作《京都议定书》提前收到的一份生日礼物。
  IPCC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88年发起成立,至今已发布四次评估报告。其中,1997年的第二次评估报告直接催生了《京都议定书》,当时率美国代表团参加在京都举行谈判的正是戈尔。而今年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影响,在巴厘岛的谈判进程中更是无处不在。
  世界气象组织副秘书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颜宏告诉《财经》记者,IPCC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奖,离不开全球科学家二十年来的持续工作。在长长的科学家名单中,就包括丁一汇、秦大河等众多中国专家和学者的名字。
  12月11日下午两点半,绿色和平组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的主会场——巴厘岛国际会议中心,为《京都议定书》十岁生日准备了一人高的大蛋糕,日本环境大臣鸭下一郎(Ichiro Kamoshita)切下了第一刀。
  当晚六点半,在紧邻主会场的一个豪华酒店的游泳池边,一场盛大的《京都议定书》生日派对也如期举行。
  但这些,或许都不足以抵消一份略微有些迟到的尴尬“礼物”:在从12月11日开始并一直持续至12日凌晨两点的谈判中,各方最终未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最为关注的“技术开发与转让”等议题上达成一致。这就意味着,这一议题只能留待来年了。
  根据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责任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友好技术,并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开发能力。此前,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仅在SBSTA讨论;但由于SBSTA的作用仅限于科技咨询,资金等实质性问题均由SBI负责,因此,这种安排在中国和77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看来,务虚的成分更多。
  上周二(12月4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要求将技术开发与转移列入SBI议题,并获得通过,这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取得的一个重要突破。 但接下来几天的谈判中,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交锋。
  对于SBSTA和SBI均未就技术开发与转移议题达成协议,日本等国家的谈判代表发言表示“遗憾”,并称其已尽力。
  而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邹骥在发言时则语气沉重。他强调,一些发达国家不在乎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这样会将公约谈判推向“无望的境地”。
  《财经》记者注意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谈判专家走出会场时也显得情绪低落。
  按照程序,在上午举行的缔约方大会部长级高级别会议开幕之前,公约科技咨询附属机构(SBSTA)和公约履行附属机构(SBI)需要形成谈判文本,以提交缔约方大会和部长们讨论。目前,谈判各方虽在建立气候变化适应基金等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但在技术开发与转让等议题上的不欢而散,显然为整个大会蒙上了一层阴影。
  12月12日上午十点多,缔约方大会部长级高级别会议正式开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IPCC主席帕柴瑞(Rajendra Pachauri)、印尼总统苏西洛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等重要人物出席。
  本次大会最重要的任务,是拿出一份通往2012年以后——《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满之后各缔约方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路线图。根据这样一份路线图,各方才可能在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完成谈判。
  但一些谈判代表认为,各方能否在本周五(12月14日)大会结束前拿出路线图,仍然难以预料。
  在12月11日晚举行的《京都议定书》生日派对上,潘基文将一个写有议定书字样的条幅交给三位青年。或许,这也意味着气候变化谈判和应对气候变化,都将是旷日持久的事业,“接力棒”将最终传递到年轻一代手中。




直击巴厘岛:谁该对中国的碳排放增长负责?

Wed, 19 Dec 2007 08:34:51 +0800

出口商品中隐含大量能源消耗,享受“中国制造”的发达国家,对中国能源和排放的快速增长也负有很大责任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记者 李虎军发自印尼巴厘岛】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以此为由,要求中国承担具体的减排义务。而中国学者在此间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对近年来中国的碳排放增长也负有相当一部分责任。
  12月10日下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召开的一个边会(side event)上,发布了由这家非政府组织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的一项研究的结论:中国已经成为内涵能源的净出口大国。
  所谓“内涵能源”(embodied energy),是指产品上游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耗的总能源,也有人称之为“隐含能源”。
  由于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位于产业链的低端,出口贸易的一半以上来自附加值较低的加工贸易,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占较大比例。因此,出口产品中隐含大量的能源消耗。虽然进口产品中同样隐含能源消耗,但由于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不同,以及大额的贸易顺差,中国仍有数量巨大的内涵能源出口净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中心研究员潘家华在边会上报告了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2002年中国净出口内涵能源2.4亿吨标煤,占当年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高达 16%;而2006年,内涵能源净出口高达6.3 亿吨标煤,占当年一次能源消费的25.7%,“无论从绝对值还是增长速度,内涵能源的净出口净值都非常惊人。”
  内涵能源的消耗也带来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2006年,中国出口内涵能源的排放约为18.46亿吨二氧化碳,进口内涵能源的排放约为 8亿吨二氧化碳,净出口内涵能源的排放值超过10亿吨。
  但是,潘家华告诉《财经》记者,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外贸进出口商品的内涵能源问题往往被忽略,依据产品生产来讨论一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减排义务是不对的,“应该按照产品消费”。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欧达梦(Dermot O'Gorman)也公开表示:“这些数据很好地印证了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独特角色,证明了近年来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快速增长,不单是国内消费需求膨胀的结果,外贸出口也是重要的驱动力。那些享受中国制造商品的发达国家,对中国能源和排放的快速增长也负有很大责任,一味指责中国的排放问题是不公平的。”
  英国廷德尔气候变化中心(Tyndall Center)也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论。今年10月,廷德尔中心发布了对中国出口产品和服务中二氧化碳排放的初步评估结果:在2004年,中国净出口产品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约为11 亿吨,约占中国排放量的23%。这一数值只略低于同年日本的排放量,相当于德国和澳大利亚排放量的总和,是英国排放量的两倍多。
  廷德尔中心的这项研究报告提出,尽管单一国家处于绝大多数国际谈判和国际条约的中心,然而全球贸易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是跨国界的。“那么,各个国家是应该像目前一样只关心其本国边界内的排放,还是也应该对其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排放负责?中国等国出口产品带来的排放规模以及对国际运输中产生的排放的忽视,可以为后一种观点提供有力论据。”
  在中国净出口的“内涵能源”及其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中,美国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根据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Bin Shui和Robert Harriss去年在《能源政策》 (Energy Policy) 发表的研究,1997年至2003年间,中国约有7%-14%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是在为美国消费者生产出口商品。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贸易产品出口的内涵能源问题。最近出台的限制高耗能产品出口的外贸政策,可以减少净出口内涵能源及其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即显示了中国适当牺牲贸易利益换取环境利益的决心。
  然而,潘家华等研究人员表示,中国的努力需要更多来自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发达国家在做出深度减排的承诺的同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能效方面还应提供切实的技术和资金支持。
  廷德尔中心的报告也认为,发达国家不仅对碳排放的绝大部分负有历史责任,而且对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增加也负有部分责任。因此,这些国家应该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和资金扶持努力,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碳排放。■

 




直击巴厘岛:高官亮相 谈判进入关键时刻

Wed, 19 Dec 2007 08:33:25 +0800

中方代表团拿出征求意见文本,要求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对话机制,转为正式的工作小组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记者 李虎军发自印尼巴厘岛】巴厘岛谈判进入了关键时刻。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已于上周六抵达巴厘岛。本周三下午,他将和其他国家的部长级官员在大会上作重要发言。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十三次大会(COP13)于上周一在印尼巴厘岛开幕,将持续到本周五。中国共派出40人的代表团,其中两名团员来自香港特区环境保护署。
  中国在大会上提出的建议文本颇为引人注目。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司长苏伟在第一天的发言中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在此基础上,中国代表团拿出一份Non-paper,即非正式的征求意见文本,要求将公约下的长期合作行动对话机制转换为正式的工作小组,讨论美国和科威特等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的减排指标,也可以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与措施的承诺,发达国家则应在适应基金、清洁低碳技术转让与合作机制、融资机制等方面给予支持。
  参加过多次缔约方大会的德国伯尔基金会喻捷评论说,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为美国的问题设置正式解决方案,也是中国第一次提出发展中的实质性承诺。此前,中国的态度是不在减排问题上做出承诺。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潘家华则表示,中国在过去的气候变化谈判中“韬光养晦”,现在则是“主动出击”。
  苏伟在上周六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透露,考虑到当前更为紧迫的形势,中国代表团在准备巴厘岛谈判的过程中拿出了具体的建议,期望对谈判有实质性的推动,“各方不能只是空对空地谈”。
  中国的积极姿态赢得了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沃·德布尔 (Yvo de Boer )等多方人士的赞许。但从目前的谈判进展来看,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恐怕很难同意中国的方案,一些受气候变化影响极大的发展中国家则有更多诉求。孟加拉代表团成员DL Mallick就对《财经》记者抱怨说,除了发达国家需要大幅度减排,中国、印度、巴西等主要发展中国家也应设定减排目标。
  不过,Mallick并不知道,中国已经在节能减排方面采取很多措施,例如“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将降低20%。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在公共关系方面的不足。苏伟也承认,中国过去“做得多,说得少”。
  目前,大会已经形成供各方争论的一份决议草案。这份草案提出,为了避免气候变化的恶果,发达国家应在2020以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5%至40%,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应在10年-15年之内达到高峰,发达国家还应在205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0年基础上减少一半。
  由400多家非政府组织(NGO)组成的“气候行动网络”对这份草案表示欢迎,但同时称,发达国家2050年之前减排50%的基准年份不应是2000年,而应是1990年。
  每年一度的缔约方大会不仅是各政府代表团交锋的场所,也是NGO展示的舞台。共有4000余位NGO人士参加此次巴厘岛峰会,人数超过了政府代表团。这些NGO通过在谈判主会场之外举行“边会”(side events)等形式——各家NGO还于上周六联合组织大游行,绿色和平的“彩虹勇士”号也在会议期间驶进巴厘港,试图影响谈判进程。
  在这些NGO中,有一类被称为BINGO,即工商类的非政府组织,大致相当于行业协会。其中,国际排放贸易协会旗下的参会人数超过了此间最大的ENGO(环境类的非政府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由于缔约方大会不直接对企业代表开放,工商界人士通常以BINGO成员的身份参会,游说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寻找气候变化商业机会。
  对中国而言,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当前最大的气候变化商机之一。气候变化资本集团政策部总监凯特·汉普敦(Kate Hampton)就告诉《财经》记者,该集团共管理着10亿欧元资金,其中一半的投资都在中国。■




直击巴厘岛:技术转让谈判赢得突破

Wed, 19 Dec 2007 08:31:38 +0800

“77国加中国”要求将“技术开发与转移”列入公约履行附属机构(SBI)谈判议题,终获通过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记者 李虎军 发自印尼巴厘岛】在此间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77国集团和中国艰难地赢得了一场胜利。
  12月4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举行首次附属执行机构 (SBI)会议,巴基斯坦的Jamil Ahmad代表“77国加中国”要求将“技术开发与转移”列入谈判议题。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辩论,这一提议获得通过。参与“技术开发与转让”谈判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邹骥对《财经》记者表示,这是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取得的一个重要突破。
  “技术开发与转让”是气候变化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责任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友好技术,并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开发的能力。此前,技术开发与转让的议题由缔约方大会指派的公约科技咨询附属机构(SBSTA)负责。但SBSTA的作用仅限于科技咨询,资金等实质性问题均由公约履行附属机构(SBI)负责。换句话说,只有将技术开发和转让议题列入SBI ,才有可能将讨论转化为行动。
  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77国集团和中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阵营。77国集团最初有77个成员,其成员后来增加到130多个,但名称不变。中国不是77国集团成员,但一贯重视与其合作。
  据具体参与“技术开发与转让”谈判的另一位中国代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李丽艳介绍,今年4月在北京专门召开了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会议,商讨此次巴厘岛谈判的对策。
  12 月3 日的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77国加中国”按照事先确定的策略,正式要求将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分别列入SBSTA和SBI议程。或许是对此“突然袭击”缺乏准备,日本等发达国家当时未表示反对,提议在大会获得通过。
  但在第二天(12月4日)的SBI会议上,日本、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发达国家以“法律程序不明确”为由,反对“77 国加中国”的提议。巴基斯坦代表Jamil Ahmad 告诉《财经》记者,“前一天的大会已经通过我们的提议,他们却还要反对。”
  面对这一变故,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这些发达国家再度唇枪舌战。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处长孙国顺在发言时指出,“中国已经多次申明自己的立场,希望以后不用重复。”
  这场辩论后来请出了联合国的法律顾问,欧盟也从美国、日本、加拿大等“伞形集团”国家的立场中退出,“77国加中国”最终成功地使得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列入SBI 会议的议程。
  日本、美国和加拿大则被非政府组织的“气候行动网络”授予“化石奖”,以“表彰”其“只说不做”的消极表现。该奖项的发起者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绿色和平、地球之友等400 多家NGO 组成的“气候行动网络”,缔约方大会期间每天评选一次,以讽刺那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像化石一样冷漠的国家。世界自然基金会日本分会的Naoyuki Yamagishi“代表”祖国上台“领奖”。他对《财经》记者说,日本“获奖”的理由分别是,其所提方案没有给出2012 年之后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其表现在《京都议定书》通过十周年之际是一种亵渎。
  欧盟委员会环境总署的Artur Runge-Metzger博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目前关于技术转让的谈判效率不高。他还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发展迅速,知识产权问题并不是技术转让的最大障碍,关键问题是如何建立促使技术转让的资金机制。
    “77国加中国”成功地将技术开发与转让列入SBI 议程,为今后讨论资金机制等实质性问题打开了行动的大门。“气候行动网络”在会议期间出版的通讯《ECO》也称,多年来一直被边缘化的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终于靠近了气候变化谈判的舞台中心。
  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接下来的谈判依然举步维艰。
  12月4日晚,各方就是否设立技术开发与转让联络组进行争论。晚9点时,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发言要求休会,但这一拖延战术被“77 国加中国”识破。会议持续到晚10点多,联络组终得以成立。
    12月5日下午,在SBSTA的技术开发与转让会议中,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代表先后发言,试图从程序上延缓SBI会议对于技术开发与转让的讨论,并继续称没有必要在SBSTA之外另起炉灶。
  短暂的会间休息期间,中国的李丽艳、邹骥以及“77 国加中国”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协调员、加纳的William Kojo Agyemang-Bonsu 等快步走到会场外,紧急商讨对策。
  随后,Agyemang-bonsu代表“77国加中国”发言,要求 SBSTA和 SBI就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进行分工。其中,具体的资金和绩效评估等事宜由 SBI 负责。邹骥也发言希望各方在谈判中显示出“创新性(innovative)、合作性(coordinative)和建设性(constructive)”。
  当天会议结束后,参与“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谈判的一位加拿大女代表谢绝了《财经》记者的采访要求。
  谈判没有结束,交锋仍将继续。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处长孙国顺接受多位中国记者联合采访时说,气候变化谈判是一场持久战。

 




直击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开幕

Wed, 19 Dec 2007 08:30:28 +0800

澳大利亚批准《京都议定书》并公布具体减排目标,成首日最大亮点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特派记者 李虎军 发自印尼巴厘岛】当地时间12月3日上午10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UNFCCC)第十三次会议(COP13),在印度尼西亚旅游胜地巴厘岛开幕。
  《财经》记者注意到,在通往会议中心的各个路口,到处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察在把守。很显然,2002年的一场恐怖袭击导致88名澳大利亚游客不幸丧生的阴影,仍然笼罩在这个洋溢着热带风情的岛屿上空。
  不过,气候变化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对世界安全的重要威胁。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其严峻程度甚至远远超过恐怖主义。
  根据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到2012年,主要发达国家需承担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即实现比1990年减少排放5.2%。但2012年之后,国际社会在温室气体减排上何去何从,目前仍无定论,这也是本次会议将要讨论的核心话题。
  实际上,在即将过去的2007年中,气候变化一直是最热门的国际话题。UNFCCC 秘书处执行秘书伊沃·德布尔 (Yvo de Boer ) 在开幕式上,更是将今年称为“气候变化年”。在这一年,欧盟提出到2020年减排20%到30%的目标;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正因为如此,在年底召开的此次会议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本次大会的结果,将决定美丽的巴厘岛和世界其他地方是否会沦为‘失落的天堂’”, 德布尔警告说。因为气候变化对于全球的影响已经日益彰显,留给国际社会应对的时间或许已经不多了。
  当然,他也提醒说,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注定将十分复杂,“不要指望在巴厘岛毕其功于一役”。
  或许,更为现实的期望是,在巴厘岛能达成一张通往“后京都时代”的谈判路线图。在德布尔看来,这张路线图应该包括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技术和资金这四个“基石”,并进一步明确2009年将是达成谈判的最后期限。
  他还希望,各缔约方在这次大会上,通过气候变化适应基金管理架构,使其真正运行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助。此外,大会还应通过未来数年开展技术合作的框架,并就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减少毁灭森林的经济补偿示范项目等达成一致。
  如何加强和改进现有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切实促进资金和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也将是重要议题之一。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CDM项目受益国,但不少人指责这一机制并没有真正起到减排作用,而中国等受益国也抱怨说这一机制并不能真正促进技术转移。
  开幕第一天,最大的新闻当属澳大利亚温室气体办公室主任巴姆赛(Howard Bamsey)在发言时透露,新当选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 )已经在数小时前签署了批准 《京都议定书》的文件,并承诺到2050年减排60% 。
  话音未落,会场响起热烈掌声。当其结束发言时, 印度尼西亚环境部长、大会主席威特拉(Rachmat Witoelar)要求大家再次为澳大利亚鼓掌。
  这一事件无疑意义重大,因为澳大利亚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仅次于美国。2001年,澳大利亚和美国一样退出了《京都议定书》;随着澳大利亚重返这一机制,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惟一未批准《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发达国家。
  巴姆赛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强调,这也是澳大利亚首次正式公布其减排目标。不过,澳大利亚目前设定的减排基准是2000年的碳排放水平,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基准年份是1990年。
  尽管如此,中国代表团一位成员对《财经》表示,“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进步;希望澳大利亚落实到具体行动,并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大贡献。”
  本届大会将持续到12月14日。各政府代表团将在先期谈判中讨论技术细节,而部长级高官则将于下周陆续抵达巴厘岛。其中,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气候变化工作的副主任解振华,以及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等重要人物届时都将与会。■

 




中国首次颁布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

Tue, 11 Dec 2007 13:43:50 +0800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记者李虎军】11月21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国家环境与健康论坛上,《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宣布正式启动。
  这一由卫生部、环保总局牵头,联合发改委、科技部等18个部委共同制定的行动计划,日前已经正式对外发布。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表示,这也是中国环境与健康领域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对健康的损害也同样令人触目惊心。
  卫生部监督局局长赵同刚援引世界银行的数据称,仅以空气污染为例,中国就有近10亿人生活在总悬浮颗粒物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环境中。此外,还有3亿多农村人口存在饮水不安全的问题,上海的黄浦江、天津引自滦河的水以及松花江吉林江段水中,均检出大量有机物;而进入2007年以来,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接连暴发,更预示着中国进入了水污染密集暴发阶段。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吴晓青在今天举行的论坛上还透露,中国与环境问题有关的投诉及群体性事件,正在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仅2005年一年,与环境有关的投诉就达到了60多万件。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各级政府还没有形成环境健康的公共服务能力,因此难以有效维护群众的环境健康权益。
  实际上,如何应对环境与健康之间的挑战,也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因此,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的多个国际机构,也一直极力推进环境与健康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下,已经有不少成员国相继制定了本国的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卫生部也自2004年11月开始,组织专家起草《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下称《行动计划》)。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卫生部和环保总局等部门在环境健康问题上也还缺乏沟通。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2006年举行的全国第一次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上就直言,环保局管污染,卫生部管癌症,但污染和癌症两者之间的研究却是空白,这方面的统计协调机制远远没有到位。
  直到2006年4月,在国务院协调下,才成立了由卫生部和环保总局牵头,相关部委参加的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起草小组。
  根据这份《行动计划》,中国将建立健全环境健康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建立国家环境健康监测网络,加强环境健康风险评估预警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建立国家环境健康信息共享与服务系统,开展环境健康现状调查、完善环境健康工作的技术支撑,加强社会宣传和教育、积极开展国内外交流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行动计划》在支持百姓维权也给出了更加积极的回应,要求“完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研究制订环境污染损害程度鉴定、赔偿程序和范围等具体赔偿办法及对污染者的法律援助办法”。
  中国政法大学王灿发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这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环境健康工作的一个重点,“环境健康案件之所以难处理,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法律依据,环境污染与健康损害的因果关系难以认定,如何赔偿难以确定。”
  《行动计划》还提出设立国家环境健康组织机构,即由卫生部和环保总局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国家环境健康工作领导小组,以建立环境健康工作协调机制。
  参见这一论坛的世界卫生组织环境健康处高级科学家博斯(Robert Bos)也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发布国家《行动计划》,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然,更重要是,如何贯彻这一《行动计划》。
  “毕竟,环境健康不只是卫生部和环保总局两家的事情,这需要多部门的广泛参与。”他提醒说。

 




中国将推行“超能米”

Tue, 11 Dec 2007 13:41:59 +0800

  11月15日下午,在北京市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营养产业高层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主任于小冬表示,中国营养强化面粉和营养强化食用油的国家标准已经完成制定工作,正式颁布指日可待。
  于小冬还透露,国家粮食局也正在牵头起草推行营养强化面粉的指导性文件;而营养强化大米的国家标准,也在制定过程之中。
  在中国,营养摄入不足和营养摄入失衡同时并存。例如,根据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结果,城乡居民膳食中维生素A摄入水平达到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摄入量的比例分别为16.2% 和14.6%。
  鉴于这种状况,2006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五年发展规划纲要中,首次代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推进公众营养改善行动”。
  一般说来,改善营养不良有三种方式:调整饮食结构、营养补充剂和食物营养强化。具体选择哪种方式,需要依据不同地区和人群的特点而定。
  所谓食物营养强化,是指在食物中添加人们身体缺乏的特定营养素。目前在中国各大超市销售的加碘食用盐、铁强化酱油、维生素A强化食用油等均属于营养强化食品。
  之前,经国家粮食局和卫生部批准,自2002年起,退耕还林补助面粉强化的试点工作也先后在河北承德、甘肃兰州等地启动。数万名退耕还林地区的农民,吃到了添加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叶酸、铁、锌等营养素的营养强化面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对这些试点地区所做的跟踪研究显示,面粉强化有效改善了使承德围场和兰州城郊居民维生素A等营养素的缺乏状况。
  2003年10月,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申请的面粉营养强化项目,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申请的铁强化酱油项目,还分别获得全球营养改善联盟300万美元的资助。其中,面粉营养强化项目的目标,是在5年时间内将生产强化面粉的厂家扩大到300家。
  当然,专家们也强调,营养强化面粉并不是解决营养素缺乏的万能丹药。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高级科学顾问陈春明教授十年前开始在中国推广铁强化酱油,她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曾经表示,面粉强化在近期内不能解决中国的公共卫生问题,因为大部分中国农民会将自家的小麦拿到小型的磨粉厂加工,然后拿回家食用,他们很少消费市场销售的面粉。
  除了面粉,大米也被纳入营养强化的范畴。由于大米加工越来越精细,大米中的营养成分大大下降,富含营养的米胚和麸皮几乎百分之百被去掉。在大米中添加维生素和矿物质,是很多专家推崇的一个公共卫生解决方案。
  与面粉强化相比,大米强化的技术难度高得多。有的营养素,如维生素B2颜色较深,喷涂在大米上影响外观,而且营养素会在人们淘米时溶解损失。
  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市场上终于出现了添加矿物质和维生素的营养强化大米。在此次营养产业高层论坛上,无锡一家瑞士投资公司就给每位代表派送了两小袋营养强化大米。这种强化大米看上去与普通大米差不多,只不过添加了些许红色的形似大米的“营养粒”。
  来自美国西雅图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rogram for Appropriate Technology in Health,简称PATH)也在积极与中国合作,推广一种被称为“超能米”的(Ultra Rice)的营养强化大米。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超能米”中添加了矿物质和维生素,淘洗后仍然营养丰富。“超能米”的灵感来自于美国一家公司,该公司于1998年将专利捐献给了PATH。而拿到盖茨基金会上千万美元资金的PATH,对此技术进行了改进,并打算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大米加工商使用这种技术。
  PATH首席代表章建康强调,大米强化技术的突破和推广,“对中国乃至全球都有重要意义”。(《财经》记者/李虎军)

 




保卫黄河三角洲

Tue, 11 Dec 2007 13:40:03 +0800

《财经》记者 李虎军《财经》杂志 /总第198期 暂时告别断流之痛的黄河三角洲湿地,仍然面临着发展与保护之间的长期艰难平衡   从山东省东营市城区向东北方行驶一个多小时,便进入一片水草丰茂之地。  时值深秋季节,在中午灿烂的阳光下,水塘边可以看到数十只东方白鹳成群栖息;青白芦苇丛和更高一些的天然柽柳林随处可见。目光所及之处,芦苇、柳林以及其他的一些植物,渐次茂密至一望无际。  10月19日,前来参加第三届黄河国际论坛的数百名中外学者,虽然尚未进入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也无缘目睹更多的鸟类,但即使这惊鸿一瞥,也足以领略到这块湿地的壮美。  脚下这块土地——黄河三角洲,实际上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土地。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其下游如肆虐的巨龙在山东丘陵的南北两侧徘徊。清朝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箱(今兰考一带)决口,这条原本穿苏北入黄海的大河,自此改经山东入渤海。黄河携带的泥沙不断在入海口堆积,最终塑造出这片土地。  这也是一块不断变化中的土地。根据山东省地矿局的测算,100多年来黄河三角洲共沉积2708平方公里的新生土地,其中仅1956年至1985年的30年间,新增土地就达1296平方公里。  由于黄河水沙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足以为各种生物的发育提供条件,因此,黄河三角洲也逐渐成为中国暖温带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这里不仅仅是北中国的“生态要冲”,还为整个东北亚内陆及环太平洋迁徙鸟类提供了重要的越冬、中转和繁殖地,在业界有着“鸟类的国际机场”的美誉。  然而,在过去的近20年中,这块土地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断流之痛  自大约1万年前,黄河由数个古湖盆正式演变成东西贯通的大河之后,就一直与中华文明的进程息息相关。但过去的几十年来,随着黄河流域人口急剧膨胀以及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母亲河”逐渐陷入乳汁干涸的困境。  在1990年至1999年间,黄河几乎年年断流。其中,距离入海口最近的利津水文站,在1997年断流更长达226天之久。河水流量急剧下降乃至断流,对于位于入海口的这片土地,造成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由于黄河入海水沙量减少,不仅无法形成新的土地,而且难以抗衡海洋动力的冲刷,造成海岸蚀退。据《财经》记者了解,自1996年起,三角洲的造陆面积就出现负增长,平均每年约有7.6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渤海“吞食”。  海水的入侵还直接导致三角洲部分区域盐渍化加剧,生态严重萎缩退化。黄河水利委员会(下称黄委)黄河河口管理局总工程师李士国表示,仅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内的天然湿地面积,在过去十多年中就减少了近40%。  在这一地区生活了数十年的黄河河口管理局办公室的崔光对《财经》记者回忆说,在其孩提时代,黄河口左岸有个叫“[...]



癌症疫苗来了?

Tue, 11 Dec 2007 13:37:58 +0800

去年诞生的世界首支癌症疫苗——针对女性的宫颈癌疫苗——已经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进行临床试验,但何时能在中国上市还是一个未知数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记者李虎军】11月1日,澳门赌王之女、影视明星何超仪当众为一对玩具熊母女“打针”,以推广宫颈癌疫苗。这一天,葛兰素史克(GSK)的宫颈癌疫苗开始在澳门销售。
  而此前,另一家制药巨头默沙东(Merck)的宫颈癌疫苗已经在台湾、香港和澳门上市。
  实际上,自2006年6月,默沙东的宫颈癌疫苗佳达修(GARDASIL)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成为全球第一种癌症疫苗以来,佳达修已经在美国、澳大利亚、欧盟、新加坡等共计85个国家和地区获准上市。
  葛兰素史克也不甘示弱。今年5月,该公司研制的宫颈癌疫苗在澳大利亚获得上市批准。此后,其疫苗又先后获准在欧盟、菲律宾、阿联酋等地上市。
  作为女性健康的重要威胁之一,每两分钟, 世界上就有一位妇女死于宫颈癌。在中国,宫颈癌同样是妇女面临的主要卫生问题之一。大家所熟知的著名艺人梅艳芳和李媛媛,都不幸死于这一疾病,令人扼腕叹息。
  因此,很多女性都在翘首以盼这种预防性疫苗何时能在中国市场上出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的乔友林教授就坦言,不断有人向他打听,什么时候可以接种宫颈癌疫苗。

抵抗HPV
  引发宫颈癌的元凶是HPV(乳头状瘤病毒)。全球范围内,约71%的宫颈癌病例由HPV16型和18型引起。
  11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第24届国际HPV(乳头状瘤病毒)大会上,乔友林领导的研究组首次披露了一项覆盖中国各地区共19家医院1244名宫颈癌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调查表明,中国女性中约85%的宫颈癌是由这两种HPV病毒亚型引起的。也就是说,这两种病毒亚型(HPV16、18型)在中国女性中引发宫颈癌的比例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此外,在各地区没有发现HPV 型别分布的差异。
  在德国伍兹堡大学教授施瓦茨(Tino Schwarz)看来,对于中国女性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葛兰素史克和默沙东推出的宫颈癌疫苗,针对的主要都是16型和18型病毒,对这两种亚型的HPV病毒具有100%的抵抗作用。
  到目前为止,在最早参加临床试验的那批志愿者中,宫颈癌疫苗的保护作用已经超过五年。虽然疫苗的保护作用到底能够维持多久还需要继续跟踪,但有业内人士称,一般疫苗保护期可能达到十年以上。
  不过,宫颈癌疫苗在中国内地上市或许尚需时日。
  数年前,默沙东和葛兰素史克就各自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多中心临床试验。据《财经》了解,这两家公司当初均希望将中国纳入其全球临床试验体系,但未能如愿。去年年初,两家公司均向中国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提交了宫颈癌疫苗的注册申请。
  据葛兰素史克北亚地区疫苗部医学总监唐海文博士在此次国际HPV大会上透露,SFDA已经同意宫颈癌疫苗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但仍然很难预测疫苗在中国上市的大概时间。
  而默沙东亚太区疫苗事务医学总监杨冠洋博士也表示,“各个国家的法规和程序不一样,我们很难预测(宫颈癌疫苗)什么时候可以在中国上市。”
  一位研究人员甚至有些悲观的估计,由于此前中国没有参与宫颈癌疫苗的全球临床试验,“如果没有快速通道,中国内地的女性将至少推迟五年才能享受到宫颈癌疫苗这种最新的研究成果。”
  鉴于疫苗尚未在中国内地上市,默沙东和葛兰素史克均不愿谈论疫苗的具体价格。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宫颈癌疫苗的价格目前可高达数百美元。和乙肝疫苗相似,宫颈癌疫苗需要在六个月接受三次肌肉注射。
  实际上,从国际上看,疫苗价格与市场规模以及政府是否提供补贴等因素有很大关系。葛兰素史克全球医学事务副总裁博格茨(Hugues Bogaerts)博士表示,疫苗是一种特殊产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针对不同的人群,价格也可能不一样,“我们的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价格会比在发达国家低得多。”
  宫颈癌疫苗的问世,自然凝聚了很多研究人员的心血。在此次国际HPV大会上,多位研究人员向《财经》记者提到了一个中国名字——周健。
  1991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伊恩·弗雷泽(Ian Frazer)和来自中国的周健合作,利用重组DNA技术制造出一种外形与HPV极为相似的“HPV病毒样颗粒”。这种病毒样颗粒内部不含导致疾病的DNA,却能刺激身体产生针对这种病毒的免疫反应。据《科学时报》报道,昆士兰大学后来将此专利转让给了默沙东,这一突破性进展为宫颈癌疫苗研发奠定了重要基础。
  不幸的是,1999年,当疫苗的第三期临床研究还在进行时,周健却在回中国进行学术访问期间,因过度疲劳意外去世。

内地女性可期
  如今,成千上万的女性已经开始享用弗雷泽和周健等研究人员奉献的成果,宫颈癌也有望成为人类通过多种方法来全面预防和根除的第一个恶性肿瘤。
  当然,作为一种主要旨在预防的疫苗,宫颈癌疫苗并不意味着适用于所有女性。从预防效果及卫生经济学的角度看,最适宜接种宫颈癌疫苗的是那些尚未发生性行为的年轻女孩。换句话说,宫颈癌疫苗最适合处女使用。
  不过,成熟女性同样可以接种。澳门影视明星何超仪在那次推广活动后就注射了葛兰素史克的宫颈癌疫苗——该疫苗的适用人群为10岁至45岁的女性。默沙东疫苗目前的适用人群则为9岁至26岁的女性。但其研究人员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其疫苗对24至45岁的女性同样有效。据悉,该公司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将数据提交至美国FDA,以期获准将疫苗适应范围扩展至45岁以下女性。
  由于HPV主要通过性行为或生殖器接触传播,宫颈癌和宫颈癌疫苗有时会被人贴上道德标签。人们对待宫颈癌疫苗的态度,也往往与各自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在国际HPV大会的一次媒体会上,就有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是从一而终的良家妇女,有没有必要注射宫颈癌疫苗?”。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的乔友林教授的回答是:“平均每位妇女在其一生中有80%的几率感染HPV。我不主张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人群。”虽然HPV感染通常可以自愈,但在一些情况下仍会导致宫颈癌。
  剑桥大学病理学系教授斯坦利(Margaret Stanley)也认为,HPV是一种常见的病毒,“不要与所谓的不良行为联系在一起。”
  虽然存在一些伦理上的争议,但这并未成为主流。目前,一些国家已经将宫颈癌疫苗纳入官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接种推荐名单。例如,美国为不被保险覆盖的9岁至18岁女性提供免费接种,澳大利亚、意大利和英国等国也都决定将十二三岁的女孩纳入全民接种计划。
  当然,即使接种了疫苗的女性,也需要接受宫颈癌筛查。对大多数中国内地女性而言,宫颈癌筛查和早诊早治仍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预防方式。毕竟,宫颈癌何时在中国内地上市尚未可知,即使疫苗今后得到中国的SFDA批准,其价格在短期内估计也不会便宜。
  专家建议,如果有女性不愿等待,同时经济状况也许可的话,或许可以考虑从港澳台或者国外购买宫颈癌疫苗。毕竟,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地理边界越来越模糊的时代。




西班牙环境大臣:跨流域调水是最终办法

Tue, 11 Dec 2007 13:33:19 +0800


       西班牙环境大臣纳沃纳首次访华,接受《财经》专访时详细阐述其对大型水利工程以及海水淡化技术的看法。

  对于现年56岁的西班牙环境大臣克里斯蒂娜·纳沃纳·鲁伊斯(Cristina Narbona Ruiz)女士而言,或许真的与水有着不解之缘。
  2004年4月,她在赢得选举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组成的新内阁中正式出任环境大臣。仅仅数周后,西班牙宣布出于环境、水资源协调等多方面的考虑,中止了一项投资巨大的长距离调水计划——依博罗(Ebro)调水工程。
  而她的第一次访华行程,也注定与水休戚相关。这次访问是受中国水利部邀请,前来出席在山东东营举行的中西水论坛以及第三届黄河国际论坛的。
  由于中国正在进行中的巨型水利工程南水北调的东线恰好经过山东,因此纳沃纳对这一工程的态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回答随行的西班牙记者采访时,纳沃纳表示,对于中国正在推进的南水北调工程,完全尊重中国政府的决策,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做出选择。但在接受《财经》独家专访时,纳沃纳女士发出了警告:“跨流域的调水应该是最后的办法”。她强调,即使这样大型的水利工程的确无法避免,也要格外注意控制取水量,以及保护好生态系统。

“夭折”的依博罗工程
  实际上,和中国一样,西班牙也一直深受水资源分布不均的困扰,只不过它是北部湿润而南部相对干旱。
  因此,西班牙上一届人民党政府提出了实施依博罗(Ebro)调水工程的计划——这一项目建成后,每年可从北部的依博罗河流域调出10亿立方米水到南部较干旱的地区。
  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纳沃纳女士表示,叫停这项工程的理由同样充分:依博罗调水工程投资巨大,2001年西班牙政府的工程预算为42亿欧元(按照当时的汇率,超过了420亿元人民币)。虽然西班牙政府一度希望从欧盟获得12.6亿欧元的贷款支持,但遭到了拒绝。
  更重要的是,一旦修建的话,该工程将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因为依博罗调水工程的水源地物种繁多。根据欧盟的环保法令规定,这一地区属于自然保护区。
  此外,正如当年在西班牙国会辩论时指出的那样,纳沃纳认为,实际上,依博罗河的流量正在逐年减少。待工程完工后,依博罗河很可能无法再像原计划那样调出那么多的水。
  跨流域调水工程在西班牙曾经有着悠久的历史。据了解,至少从16世纪起,西班牙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
  然而,1979年西班牙完成的从塔霍河引水到塞古拉河流域的工程,却极大地动摇了原有的观念。
  这一工程完工以来引发了诸多冲突。主要原因是其设计调水量一度达到每年5亿多立方米,约占可能最大调水量的90%。但近年来,受到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源头地区的水越来越少,因此要求停止输水。
  纳沃纳解释说,本届西班牙政府也不是反对所有的调水工程,对一些小型的调水工程也会批准。例如,在瓦伦西亚地区,从Jucar河调水到至Vinalopo的计划几经周折之后,目前就已经获得了西班牙政府和欧盟的支持。

水资源管理西班牙模式
  实际上,这并非纳沃纳的“一家之言”。近年来,西班牙的水资源管理思路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目前西班牙拥有1000多座大坝,是欧洲拥有大坝数量最多的国家。但现在西班牙人倾向于少修大坝,“让河流成为活的河流”。
  正式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流域综合管理,也在西班牙得到了体现。对于跨越几个大区的河流,西班牙都是实行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对于一些较短的河流,才由地区政府管理,但也需要考虑全局。不仅如此,西班牙在流域综合管理中还越来越重视水质的问题。
  在终止依博罗调水工程之后,2004年9月,她领导的西班牙环境部提出新的水资源计划(AGUA计划),并顺利地获得欧盟的资金支持。
  这一预计投资38亿欧元的新计划,将为西班牙新增每年10余亿立方米的用水供应。该计划的投资预算低于依博罗调水工程,但新增水量预算超过了后者的调水量,其主要措施包括:建立更多现代化灌溉设施、减少农业用水、改善治污管理、增加水资源循环利用、利用地下水、改善现有水库管理和提高使用效率等。
  特别地,该计划将海水淡化作为应对水危机的关键措施。预计约有一半的新增水量,即每年超过5亿立方米的水会来自海水淡化工厂。
  在谈到调水工程与海水淡化成本的比较时,纳沃纳女士对《财经》表示,整个依博罗调水工程长约900公里,调水工程前面一段的成本比海水淡化便宜;但随着调水距离的增加,成本也在增加,到输水终端时,成本甚至相当于海水淡化的四倍。
  同时,海水淡化的成本还在逐渐下降。过去十年间,海水淡化的能耗就降低了一半。在全世界70%以上的海水淡化工厂仍在采用传统的蒸馏法的时候,大多数西班牙海水淡化工厂则采用了先进的反渗透法。
  据纳沃纳女士介绍,西班牙的第一个海水淡化设备,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正式投产了。如今,西班牙是世界上第5大海水淡化生产国,仅排在沙特、美国、卡塔尔和科威特之后。
  目前,在西班牙,海水淡化的成本约为每立方米45欧分(约合4.81元人民币)。如果用于市政供水,成本完全可以回收;用于农业灌溉的话,政府则提供30%的补助。
  虽然在海水淡化技术发展初期,工厂向海里排放了大量含有高浓度盐的废水,一度引起了环保人士的忧虑,但随着技术的进步,西班牙的工厂已经开始借助提高淡水转化比率、实时采集盐分信息等手段,以减少废水排放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西班牙的海水淡化技术已经开始输入中国。据《青岛日报》报道,西班牙贝菲萨公司与青岛市共同建设中国规模最大的海水淡化工厂。这个工厂建成后,将每天从20万吨海水中提取约10万吨淡水。
  除了水利工程和海水淡化之外,纳沃纳女士还向《财经》透露,西班牙环境部还打算公布一份洪涝分布图,用来指导城市规划,“最近塔霍河的洪水造成了很大损失,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在洪涝区兴建了很多建筑物。”
  目前,西班牙应对水危机的经验,也已经引起了中国的重视。10月14日,纳沃纳女士在北京与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和水利部部长陈雷进行了会晤。除了水利部之外,科技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等部门也已经或计划与西班牙环境部,在水资源管理和气候变化等方面开展合作。
  就在10月15日举行的中西水论坛开幕式上,水利部副部长矫勇也表示,西班牙在流域综合管理,以及节水灌溉、水处理和海水淡化等技术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对中国水利工作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纳沃纳女士1951年7月生于马德里,在罗马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后,一度塞维利亚大学任教。出任环境大臣之前,她曾先后担任过环境和住房国务秘书、众议院环境委员会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发言人等职务。
  2004年8月,包括纳沃纳女士在内,西班牙16位内阁成员中的八位女性在西班牙《时尚》杂志亮相。据媒体报道,“创造历史的八位女性”还在首相府门前拍了一张合影,纳沃纳女士“像明星一样”斜倚在沙发上。

《财经》记者/李虎军《财经》网络版




新科诺贝尔奖得主Mario Capecchi传奇

Wed, 10 Oct 2007 15:11:06 +0800

原文标题为:【2007诺贝尔奖】基因打靶终中“靶心”

 http://www.caijing.com.cn/newcn/home/todayspec/2007-10-09/32755.shtml

《财经》记者李虎军《财经》网络版 [2007-10-09]

北京时间10月8日下午5点30分,200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70岁的美国犹他大学马里奥·卡佩奇(Mario Capecchi)、82岁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会山分校奥立佛·史密斯(Oliver Smithies)与66岁的英国卡迪夫大学马丁·埃文斯(Martin Evans),凭借基因打靶(gene targeting)技术共同分享了这一奖项。
    据悉,三位科学家将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54万美元)的奖金。
    为他们赢得这项自然科学领域的崇高奖赏的,实际上是一种被称为“小鼠中的基因打靶”的技术。这项技术目前已经被广泛应用在几乎所有生物医学领域——从基础研究到新疗法,使得人类对于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技术,它使我们对基因功能的认识至少提前了十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邓初夏博士告诉《财经》记者。
  在他看来,早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一技术就已经在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的“大名单”中。实际上,这在业内也已经成为共识,即基因打靶技术获奖只是时间问题。

早在1986年,邓初夏赴犹他大学留学,即师从卡佩奇教授。当时,卡佩奇刚在美国《细胞》杂志发表了基因打靶技术的论文,并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这一技术的萌芽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初,卡佩奇设想将老鼠身上一个结构已知而功能未知的基因敲除,然后从整体观察实验动物,推测相应基因的功能。
  虽然这个想法在原则上并没有太大障碍,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从几万个基因中敲除特定的基因,难度绝对堪比大海捞针。
  邓初夏回忆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这种设想能够实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拒绝了卡佩奇的项目申请。无奈之下,卡佩奇只好拆东墙补西墙,从自己的其它研究项目中挤出经费来开展研究。
  而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会山分校的奥立佛·史密斯也为基因打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技术路线与卡佩奇有所不同——卡佩奇采用的方式是人为地让某个基因缺失,失去功能。这就像有一天没人扫地了,大家才会想到清洁工老王的存在。而史密斯则致力修饰已经发生突变的基因,使其恢复原来的功能。
  英国卡迪夫大学的马丁·埃文斯发明的胚胎干细胞技术,则为基因打靶技术的具体实现奠定了重要基础。因为科学家利用这种技术,可以将胚胎干细胞培育为小鼠,从而最终得到“基因敲除”的小鼠。

自1989年基因打靶技术在老鼠身上获得实际成功至今,已经有一万多个小鼠基因被敲除,预计科学家们将很快实现所有小鼠基因的敲除,从而确定单个基因在健康和疾病中的角色。目前,基因打靶技术已经形成了500多个不同的人类疾病小鼠模型,涉及心血管疾病和神经退化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等。
  随着这一技术的广泛应用,2001年,三位科学家共同获得了拉斯克(Albert Lasker)基础医学奖。由于近半数的拉斯克基础医学奖得主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该奖项也一直被看作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风向标”。

在三位获奖者中,来自美国犹他大学的卡佩奇经历最具传奇色彩。
  由于在4岁的时候,母亲就被作为政治犯关进集中营,出生在意大利的卡佩奇不得不在街头或者孤儿院中整整流浪了四年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母亲才在街头找到他,然后远赴美国投奔其叔父。
  幸运的是,他此后获得了良好的教育机会,并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导师也是一位科学大师——DNA双螺旋发现者之一、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沃森(James Waston)。
  或许是小时侯的历经磨难,使得卡佩奇养成了非常节约的习惯。邓初夏还记得,有一次实验室搬家,学生们认为是“破烂儿”的一些东西,他也没舍得扔。
  和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一样,卡佩奇对研究工作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邓初夏回忆说,当时是六个学生上他的课程,结果有四人不及格,只有他和另外一位学生过关。攻读博士的六年里,邓初夏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基因打靶”的命中率。但前四年里,他面临的几乎都是失败,仅电穿透实验就进行了200多次。
  据说,基因打靶的论文发表以后,卡佩奇便声名鹊起,处境比以前好了许多,母校哈佛大学也邀请他回去做正教授。但他考虑两个月后,还是向学生们宣布,决定留在犹他大学,因为犹他的研究条件也不错。
  但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一个古板的科学家,那就大错特错了。和很多意大利人一样,卡佩奇一生酷爱体育运动,尤其是足球。一直到了60多岁时,他还流连在绿茵场上,并且自愿给女儿学校的足球队做教练。让邓初夏记忆深刻的是,在其攻读博士期间,这位导师每天中午都要跑上8英里。
  刚刚过去的10月6日,恰好是卡佩奇七十岁的生日。几个月以前,就有学生和同事筹划着祝寿,但他不同意,理由是那样会让人觉得他要退休了,而他至少要干到79岁。
  如今,他或许等到了“最好的生日礼物”。当然,这个“礼物”不仅仅是属于他个人的,更多地属于他们三人以及众多科学家共同参与的这个神奇领域。


 




我做科学新闻奖评委的经历/中英媒体优秀科技作品点评

Sat, 2 Jun 2007 11:19:20 +0800

    我做科学新闻奖评委的经历     ——2006年度中英媒体优秀科技作品点评     南方周末科学记者 李虎军     2007.6.1     今天参加了一个科学记者座谈会。包括我在内,几位去过墨尔本世界科学记者大会的家伙介绍各自的收获。     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年轻同行悄悄问我:中英媒体优秀科技作品的评选标准是什么?两个月前,2006年度“励德爱思唯尔”中英媒体优秀科技作品鼓励计划产生了6位获奖者。我以2005年度获奖者代表的身份,担任了此次奖励计划的评委。     那就把我做评委的感受写出来吧。       这是我第一次做新闻奖评委。     中英媒体优秀科技作品鼓励计划(UK-China Science Journalism Prize)由英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发起,受中国科协委托由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组织评选。6名胜出者的奖品是:参加为期一周的英国之旅。     春节以前,6位评委在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办公室碰头,各自领回参评作品的资料。一百多篇作品,沉甸甸的。     评委会主席是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理事长、前科技日报总编徐九武。评委还有新华社国际部科技室副主任毛磊、中央电视台社教节目中心科技专题部主任刘民朝、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焦维新教授,以及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英国籍的无机化学专家戴伟(David G. Evans)。其中,戴伟在中国工作了十年之久,是200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得主,中文讲得又好,堪称“梦幻评委”。     我通读了所有的参评作品。不过,学会给评委们准备的电视和广播作品的影像资料不够,所以我基本上只是读了文案。     春节假期结束后没两天,评委们将每篇稿件的得分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学会办公室。事先商定的分制是3分、2分、1分和0分。     接下来,评委们再次碰头,对排名靠前的作品进行讨论,然后当场无记名投票,评出6篇优胜作品和10篇入围作品。     以上是评选的大致过程,下面说说我对作品的印象。       坦率地讲,不少作品令人失望,中国的科学新闻报道水准与欧美相差深远。     令人失望也就罢了,还有令人伤心的呢:少数作品一大段一大段地引用他人作品,却未注明出处,有剽窃之嫌。对于这样的作品,我只能给0分。     更有一篇作品让我痛心。这位同行和我一起采访了某著名科学家。采访是我事先联系好的,想到机会难得,遂邀其同往。采访过程中,问题基本上都是我问的。这位同行英语比我好,但我自己完全可以应付,而且我知道的专业术语更多,所以不存在要同行帮我翻译的事情。[...]



李爱珍再次参选中科院院士/茅台董事长成为工程院院士候选人

Tue, 29 May 2007 01:14:36 +0800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5月28日发布公告说,200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候选人推荐工作已于4月30日结束,经过院士与归口初选部门推荐,并经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审议,确认200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为287人,并对外正式公布

    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李爱珍女士再次进入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名单。

    中国工程院同日也公布了484位院士有效候选人的名单

    当年与李爱珍一起研制分子束外延设备的还有中科院物理所的周均铭与中科院半导体所的孔梅影。64岁的周均铭先生进入了本年度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的名单。73岁的孔梅影女士则似乎放弃了角逐。

    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的院士有效候选人名单中,出现了多位政府高官(含退休高官)和知名企业家,如: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育材

    世界气息组织副秘书长、原中国气象局副局长颜宏

    原宝钢集团董事长谢企华女士

    中国移动原总工程师李默芳女士

    茅台酒厂董事长季克良

    在美国,整个院士评选过程是不公开的。在中国,由于人们担心暗箱操作,两院不得不公布院士有效候选人的名单。対那些屡次进入候选名单、却未能最终当选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心理考验。




中国保健协会公然撒谎

Thu, 1 Mar 2007 21:24:28 +0800

中国青年报记者蒋韡薇写了篇《方舟子干了什么》,报道方舟子新书《科学成就健康》出版后的连锁反应。

   文中说,《北京晨报》记者代小琳2月5日报道该书首发式时提到,脑白金、珍奥核酸等知名品牌误导消费者。

   两天后,中国保健协会在其官方网站贴出《关于保健品,究竟是谁在误导消费者?》的文章http://www.chc.org.cn/2007-2/20072791917.htm

   根据这篇文章,该网站的“记者暮梓”对中国保健协会秘书长徐华锋进行了“采访”。

   我不知道这位“记者暮梓”的真实身份如何,但我可以判断出的是,这位秘书长公然撒谎,误导消费者。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保健食品审批制度可以算是全世界最为严格的”--可笑!

   “只要经过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就不应遭到任何怀疑”。--众所周知,药品的审批比保健食品严格多了,而中国的药监体系根本无法令人信服,就连原局长郑筱萸都落马了呀!

   “保健食品根本就不是药,因此也就无从谈起任何毒副作用。”--缺乏科学常识!

    ......




2006年度的中国科学精英

Thu, 1 Mar 2007 21:23:12 +0800

   “李振声获得了中国的最高科学技术奖励,胡锦涛给他颁奖。”周三晚,英国驻华使馆科技参赞David Concar和我们共进晚餐时,提起了周二举行的2006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

   一个多月以前,我就知道李振声要获奖。后来又听说奖励大会原本打算在春节前举行,但胡锦涛主席出访非洲而推迟。

   本报没有报道李振声,而是报道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得主闵乃本及其同事http://www.southcn.com/weekend/top/200703010011.htm。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奖金只有区区9万元,无法与李振声那个最高科学技术奖的500万元相比,但奖项本身的分量同样很重。

   香港大学的支志明也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香港科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

   “歼十”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但像我这等小记者,估计很难采访到“歼十”的设计者们。

    一位同行正在做李振声的人物报道。他在MSN上问我,“南袁北李”中的“李”到底指谁?“袁”自然指的是袁隆平。“李”的归属却似乎有争议,此前有报道说是玉米专家李登海,李振声的一些同事则说是李振声。

   他们都是中国的科学精英.




气候变化与艾滋病:2007奥斯卡奖纪录片

Tue, 27 Feb 2007 12:20:30 +0800

 安徽颍州的孩子,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他们都是奥斯卡奖纪录片的主角。

 《颍州的孩子》(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和《不合时宜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国内多译作《难以忽视的真相》)分别获得第79届奥斯卡奖的最佳纪录短片奖和最佳纪录片奖。

 祝贺《颍州的孩子》的导演杨紫烨(Ruby Yang)和制片人汤列伦(Thomas Lennon)。半年前,我曾在博客上写过这部纪录片所引发的争议,http://blog.sina.com.cn/u/47563c3e010007is

 在西方人眼中,艾滋病往往与非洲联系在一起,因为非洲的疫情最为严重。《颍州的孩子》则将众人的目光带到了中国安徽的农村。

《不合时宜的真相》形式略显单调,通篇几乎都是戈尔在讲解幻灯片,但由于事关气候变化,票房高达4500多万美元。




单位GDP能耗不是数字游戏

Tue, 27 Feb 2007 12:18:28 +0800

2月14日,本报头版刊发了我和同事傅剑锋合作的《2007 罕见暖冬》http://www.southcn.com/weekend/commend/200702140002.htm,以及介绍气候谈判的《继WTO之后最重要的一场国际谈判》http://www.southcn.com/weekend/top/200702140007.htm。说来惭愧,在此次报道之前,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报道过气候变化。这一次算是补课了。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中国到2009年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形势极为严峻。目前,中国还没有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但迫于强大的国际压力,中国迟早会被系上承诺减排的紧箍咒。而且,不论是否承诺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节能降耗也是中国这个庞大经济实体的不二选择。

形势不容乐观。中国政府提出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要减少20%。但2006年上半年,全国的单位GDP能耗竟然上升了0.8%。

这个数据估计触动了很多政府官员。2006年下半年的情况也明显好转——上月23日,国家发改委秘书长韩永文告诉新华社,2006年我国单位GDP能耗有所下降,实现了最近三年来的首次下降,具体数据仍在核算中。

但有专家对我说,2006年全年单位GDP能耗是否下降令人生疑,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统计数字存在一定水分。